论国外“和平论”研究：批评与回应
最后更新时间：202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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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要：从学术角度看，作为西方话语霸权体系重要的理论基石的“和平论”，是当前政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被誉为国际关系中最接近经验法则的发现。在如何导致和平的生成逻辑中，结构性解释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一种。它认为国家复杂的政治过程和力求保持政治权力的领导人所面临的诱因激励，对战争和冲突起到了内在的约束。然而许多学者发现，结构性解释中存在一些缺陷，如替代变量比较粗糙；理论预设失真和与经验证据相抵牾等问题。结构性解释论者据此对已有解释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但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决先前的质疑。
关键词：和平论；结构性解释；批评；回应
1008-7168（2013）05-0017-05
在当今西方国家炙手可热的话语霸权中，“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石。美国克林顿总统曾在其国情咨文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国家相互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断，并强调在根本上确保美国安全的最佳策略和建立持续的和平是支持在其他地区推进。“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战争”的“铁律”似乎确为西方国家输出提供了难以驳斥的正当性。然而，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视之，“和平论”是当前政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它被誉为国际关系中最接近经验法则的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国外学者对“和平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在如何导致和平的诸多生成逻辑中，结构性解释是较有影响力的一种。
对第一条解释路径率先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齐韦·毛兹和布鲁斯·鲁塞特。通过考察1946年～1986年间国际军事冲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和国际危机行为（International Crisis Behior）数据，他们发现，由于复杂的政治动员过程给国家领袖制造暴力冲突施加了制度性约束，因而国家之间一般很少产生暴力冲突。国家的国际行动，需要对一般的公众舆论和政府体系的各个机构（如立法机关、官僚机构和关键的利益集团）进行动员，然而，国家的公众意识到他们将直接承担战争成本而不愿卷入战争，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的过程十分困难；而在非国家，一旦得到合法性授权的关键群体的支持，政府就能启动政策而很少需要考虑公众舆论或应然的政治过程。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在两国做好军事准备之前，尚有机会通过非军事的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而在国家与非国家的冲突中，由于后者在动员和升级的政治过程上缺少结构性约束，于是，国家发现自身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政治领袖被迫寻找其他途径来规避应然的政治过程[3]。
与毛兹和鲁塞特等学者强调政治领袖很难获取公众对战争的纵向支持不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政治过程中横向的制衡与问责机制也对领袖发动战争造成了实质性的限制。政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迟滞了行政机关的战争准备，创造了和平解决与其他国家冲突的机会窗口。如克利夫顿·摩根和莎莉·坎贝尔指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组织良好的反对党派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对政策选择的异议以及国内政治决策权力的分散与共享，共同抑制了政治领袖单方面发动战争的能力[4]。保罗·胡斯和托德·阿利设计出一个政治问责的分析模型，通过对1919年～1995年间的348起冲突数据的分析，他们认为选举周期的重要性和反对党的力量可以有效解释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行为模式[5]。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内政治问责机制的强化，要求国家在启动冲突时需要具备更大的力量优势，政治问责机制更强的国家发起冲突的可能性很低[6]。
第二条结构性解释路论文导读：落败；在主动发起的战争中，国家的胜率高达90%以上，而专制国家仅有60%。研究生论文www.7ctime.com二、质
径认为，所有制度下的政治领袖都被渴望继续保持权力这一相同的普遍利益所驱使。国家中，政治领袖希望继续执政的前景考量会影响他们的政策偏好与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对政策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政治领袖对结构性因素的认知，而非结构性因素本身。在所有政治体系中，政治领袖相信他们在对外政策中的外交退让或军事失败会对其国内政治地位造成威胁。如果他们奉行的内外政策未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将会通过反对动员来惩罚决策制定者。一国政治程度越高，反对派进行反对动员瓦解当局选民基础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动用军事武力的决策具有较高的风险，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所导致的代价往往难以预测。因此，处于政治反对压力之下的政治领袖，会更加关注如何保护自己免于强烈的政治反弹，会竭力规避危险的军事冲突或使冲突升级。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反对党派和反对精英的政治功能对领袖的政策选择的影响作用，这两者的存在提醒当局不要采取鲁莽的外交政策[7]。布埃诺·迪·梅斯基塔和迈克尔·科什等学者通过考察国内政治制度与公共决策之间的关系还发现，在面对战争时，国家的领袖比者更倾向于将额外资源转移到战争努力上，从而为国家提供了军事优势。同时，国家领袖的政策选择具有选择性，战败很有可能导致国内政局的变动，因而他们只发动预期能够取胜的战争。为了发动战争，国家需要有绝对的胜算，但是，想要征服另一个国家很困难，正是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国家间的和平现象[8]。有意思的是，自从梅斯基塔等学者将国家取得战争胜利的能力纳入研究框架中，提出国家领袖的战争决策需要考虑获胜的几率之后，许多研究均发现，当国家参与战争时，它们更有可能会赢得胜利。如鲁塞特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国家赢得了80%的战争，而专制国家则在一半以上的战争中落败；在主动发起的战争中，国家的胜率高达90%以上，而专制国家仅有60%[9]。 研究生论文www.7ctime.com
首先，许多学者对结构性解释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在界定和衡量与冲突等一些核心概念的标准上，结构性解释存在难以克服的模糊性。在“和平论”的谱系内部，不同的学者对“”的界定往往也不同。如多伊尔使用的“”与康德所使用的概念相近，而鲁赛特等人则沿用了达尔对的划分方法。同时，毛兹和鲁赛特等学者一般是通过替代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来进行推演，而不是直接研究“-和平”的形成过程，而“-和平”的研究“需要通过详细的案例研究来审视在特定的情形中究竟发生了什么”[10]（p40）。约翰·欧尼尔和詹姆斯·雷也认为，鲁塞特等学者没有考虑两个国家在“-”连续统的政治距离所带来的重大影响。1950年～1985年间的数据显示，和平前景受到两个国家的程度以及它们在“-”连续统上的政治距离的影响。亦即，一对国家的程度越高，它们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但是，两国的程度并不存在互补关系，即一国较高的程度并不能弥补另一国较低的程度。詹姆斯·雷还指出，用来证明和平理论的统计数据的时间段相对较短，这也削弱了该理论的解释力[11]。
其次，结构性解释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预设，即国家的公众具有和平倾向以及他们能够有效地抑制领袖发动战争。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的制度结构既可以对战争进行约束，也能驱动国家卷入战争，因为内阁、立法机关和公众往往比他们想要约束的政府领袖更加好战。史蒂夫·陈和威廉·萨法兰发现，在军事冲突的初始阶段，公众对现任官员的支持往往呈增长趋势，只有在冲突变得旷日持久，财力和人力成本开始攀升时，这种支持才会急剧下降。如，当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时，哈里·杜鲁门的论文导读：
支持率从37%上升为46%；艾森豪威尔向黎巴嫩派遣军队时，其支持率从48%增长至58%；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肯尼迪的支持率也从61%上升至74%[12]。此外，即便国家的公众普遍具有和平倾向和存在强有力的选举问责，但是，政治领袖也不会轻易附和公众意愿，他们往往是引导而非机械地简单遵循。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领袖来说，民意舆论甚至可以操纵，政府完全可以借助战争鼓动的宣传而煽动起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总之，众多的研究均显示，结构性解释的理论预设存在失真的问题。
再次，结构性解释还存在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逻辑悖论，即它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国家之间与其他制度类型国家间的行为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及其政治领袖在发动战争上受到约束，这一结论也应同样适用于国家与其他制度类型国家的交往中，而非仅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如尼尔斯·格莱迪奇和哈佛·赫格瑞的研究证实了和平仅仅局限于双边层面（Dyadic Level），而在国家层面上（National Level），国家参与战争的倾向，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差别[13]。结构性解释还忽视了国家内部的差异性。尽管鲁塞特等学者指出，议会制下的政府更依赖于立法机关的支持，因而比总统制中的政府受到更多的制度束缚；同时，联合政府或者少数派内阁与制政府相比受到的制度约束也较多[14]。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这一观点进行系统论证。格伦·帕尔默认为，应关注议会制国家的异质性问题及其国内对国际冲突行为的约束。他提出了一个冲突水平和领导人去职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现容易去职的领导人卷入国家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一旦卷入之后，他们更有可能使冲突升级[15]。史蒂夫·陈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对战争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他们发现，一国的选举制度是抑制卷入战争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其中施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卷入的军事冲突较少[7]。
最后，结构性解释往往存在与经验证据相抵牾等问题。事实上，没有一种制度约束论可以充分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制度能够对政治领袖进行约束，而其他的制度安排做不到这一点，许多结构性解释只是假定国家的领导人受到了更多的制约。在现实中，国家复杂的政治过程对战争所发挥的约束性作用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如，美国总统屡屡绕过或无视权力的制衡机制，从而直接加速了战争决策的进程。历史上，美国在海外采取了二百多次军事行动，但仅有五次得到了国会的授权，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的。美国总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绕开政治的一般性过程。美国总统拥有先发制人的特权，可以通过将一些行为界定为战争行为，而直接回避了常态决策过程中的咨询或辩论等环节。塞巴斯蒂安·罗萨托的研究发现，政治领袖因战争失败而去职的比例，国家为75%，专制国家为35%。尽管国家看似是专制国家的两倍，但是，在全部的案例中，国家战败的案例仅有四起，因而不可能得出战败的国家的政治领袖将会倒台的必然论断。战败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与专制国家的同行相比，去职的可能性大体相当，只是专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可能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如，在死亡2000人以上的战争中，35%和27%的专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分别被免职和受到惩罚；而仅有27%和7%的国家的政治领袖分别被免职和受到惩罚[16]。
些学者则限定了“和平论”的适用范围，将“-和平”现象限定在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如迈克尔·穆苏指出，1919年～1992年间全球多数国家的数据显示，经济发达的国家之间在军事冲突上合作的概率是其他国家的八倍，同时，在人均收入低于8050美元的国家中，高达77%的两个国家在军事冲突上合作的可能性低于其他类型的国家[18]。在另一项研究中，穆苏再次强调，只有在两个国家都拥有高于全球平均的经济发展源于：职称论文www.7ctime.com
水平时，尤其是在最富裕的45%的国家之间，才会成为促进和平的重要因素；当人均GDP低于1400美元时，两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并不显著，而最贫穷的21%的国家之间甚至有可能会互相开战[19]。 在宏观层面上，结构论学者已不再坚持是生成和平的唯一变量，他们纳入了更多的分析变量以及调适与其他解释之间的兼容性来提升自身的解释效力。2001年，鲁赛特等学者提出了“三角和平论”（Triangulating Peace），即、经济相互依存及国际组织是实现现今国家间和平的“三驾马车”[20]（p44）。“经济相互依存”是“和平论”经济性解释的核心概念，这一解释认为，经济依存关系（依存的程度一般由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相互投资、分工水平以及货币可兑换等标准来衡量）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与相互依赖，因而成为形塑国家间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末，毛兹和鲁赛特等学者注意到既有研究往往未能关注经济相互依存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他们对1950年～1985年间政治上有关联的两个国家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贸易往来对和平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两个具有战争倾向且毗邻的国家之间。因此，他们呼吁未来研究应统合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视角来思考“和平论”，而不是继续把政治制度作为唯一的影响因素[21]。在此后进一步的研究中，鲁赛特等学者综合考虑了地理距离、地理毗邻、权力分布、结盟状态、经济贸易和政治稳定等变量因素，承认这些因素都对和平产生了影响[22]。
另外，在“和平论”的理论谱系中，较有影响力的还包括规范性解释。规范性解释的核心假设是：国家会尽可能地外化它在国内政治发展出的行为和国内政治过程及制度的相关特征，如宽容、和解、协商等价值规范，并且国家会将这些规范延伸至其对外交往中。在发生争端的双方都是国家的情形中，不仅双方都会认同这些规范准则，而且双方领导人也充分认识到自身和对手会在遵守这些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竞争。针对历史上与“和平论”相抵牾的经验证据，结构论学者指出在殖民战争时期，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都不是充分的国家，公众的价值规范不尽成熟，因而不可能对战争形成有效的约束。
四、余论
除了上述对“和平论”的理论批评之外，一些批评从实践的角度对该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和平论”由“可能产生和平”或“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一或然性的学术命题，逐渐演变为“绝对导致和平”或“国家之间从未发生战争”必然性的实践信条。它不可避免地沦为西方国家积极地推进输出的理论依据[23]。
在回顾学术界的长期争论之后，布埃诺·迪·梅斯基塔等学者提出，良好的“和平论”的理论解释必须满足两个标准：第一，必须能够解释那些常常用来解释和平现象的已有解释；第二，可信的理论解释同时应提出一些新颖的既有研究中所没有的假设[24]。若以此为准绳衡量“和平论”的结构性解释，不难发现其逻辑进路并没有彻底解决先前的批评与质疑。新近的结构性研究往往突出非结构性因素对和平的作用，这看似增强了解释的效力，实际上却动摇了该理论的内核与根基。如，许多研究把经济发展和贸易依存视为“和论文导读：ions，1976，（1）.BruceBuenoMesquitaetal..TestingCompetingInstitutionalExplanationsoftheDemocraticPeace：TheCaseofDisputeDuration.ConflictManagementandPeaceScience，2004，（4）.ZeevMaoz，BruceRusset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1946-198
逐渐演绎成为一种理论自洽的替代性解释。总之，“和平论”的结构性解释亟待新的理论突破方能增强其解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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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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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平论；结构性解释；批评；回应
1008-7168（2013）05-0017-05
在当今西方国家炙手可热的话语霸权中，“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石。美国克林顿总统曾在其国情咨文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国家相互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断，并强调在根本上确保美国安全的最佳策略和建立持续的和平是支持在其他地区推进。“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战争”的“铁律”似乎确为西方国家输出提供了难以驳斥的正当性。然而，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视之，“和平论”是当前政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它被誉为国际关系中最接近经验法则的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国外学者对“和平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在如何导致和平的诸多生成逻辑中，结构性解释是较有影响力的一种。
一、“和平论”的结构性解释
“和平论”的结构性解释又称制度性解释，最初由一些研究国际冲突的学者提出。早在1976年，梅尔文·斯莫尔和戴维德·辛格就根据对1815年～1865年间国家战争倾向的定量分析，对政治制度与介入战争的频率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构性解释的逻辑认为，国家间的冲突与和平根本上是由双方的政治制度性质决定的。结构性解释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解释路径认为和平是由权力扩散的政治制度所形成的政治过程中的协商性质所决定的；另一条解释路径则将重心集中在想继续保持政治权力的政治领袖所面临的结构性诱因的激励上。对第一条解释路径率先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齐韦·毛兹和布鲁斯·鲁塞特。通过考察1946年～1986年间国际军事冲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和国际危机行为（International Crisis Behior）数据，他们发现，由于复杂的政治动员过程给国家领袖制造暴力冲突施加了制度性约束，因而国家之间一般很少产生暴力冲突。国家的国际行动，需要对一般的公众舆论和政府体系的各个机构（如立法机关、官僚机构和关键的利益集团）进行动员，然而，国家的公众意识到他们将直接承担战争成本而不愿卷入战争，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的过程十分困难；而在非国家，一旦得到合法性授权的关键群体的支持，政府就能启动政策而很少需要考虑公众舆论或应然的政治过程。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在两国做好军事准备之前，尚有机会通过非军事的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而在国家与非国家的冲突中，由于后者在动员和升级的政治过程上缺少结构性约束，于是，国家发现自身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政治领袖被迫寻找其他途径来规避应然的政治过程[3]。
与毛兹和鲁塞特等学者强调政治领袖很难获取公众对战争的纵向支持不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政治过程中横向的制衡与问责机制也对领袖发动战争造成了实质性的限制。政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迟滞了行政机关的战争准备，创造了和平解决与其他国家冲突的机会窗口。如克利夫顿·摩根和莎莉·坎贝尔指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组织良好的反对党派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对政策选择的异议以及国内政治决策权力的分散与共享，共同抑制了政治领袖单方面发动战争的能力[4]。保罗·胡斯和托德·阿利设计出一个政治问责的分析模型，通过对1919年～1995年间的348起冲突数据的分析，他们认为选举周期的重要性和反对党的力量可以有效解释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行为模式[5]。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内政治问责机制的强化，要求国家在启动冲突时需要具备更大的力量优势，政治问责机制更强的国家发起冲突的可能性很低[6]。
第二条结构性解释路论文导读：落败；在主动发起的战争中，国家的胜率高达90%以上，而专制国家仅有60%。研究生论文www.7ctime.com二、质
径认为，所有制度下的政治领袖都被渴望继续保持权力这一相同的普遍利益所驱使。国家中，政治领袖希望继续执政的前景考量会影响他们的政策偏好与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对政策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政治领袖对结构性因素的认知，而非结构性因素本身。在所有政治体系中，政治领袖相信他们在对外政策中的外交退让或军事失败会对其国内政治地位造成威胁。如果他们奉行的内外政策未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将会通过反对动员来惩罚决策制定者。一国政治程度越高，反对派进行反对动员瓦解当局选民基础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动用军事武力的决策具有较高的风险，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所导致的代价往往难以预测。因此，处于政治反对压力之下的政治领袖，会更加关注如何保护自己免于强烈的政治反弹，会竭力规避危险的军事冲突或使冲突升级。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反对党派和反对精英的政治功能对领袖的政策选择的影响作用，这两者的存在提醒当局不要采取鲁莽的外交政策[7]。布埃诺·迪·梅斯基塔和迈克尔·科什等学者通过考察国内政治制度与公共决策之间的关系还发现，在面对战争时，国家的领袖比者更倾向于将额外资源转移到战争努力上，从而为国家提供了军事优势。同时，国家领袖的政策选择具有选择性，战败很有可能导致国内政局的变动，因而他们只发动预期能够取胜的战争。为了发动战争，国家需要有绝对的胜算，但是，想要征服另一个国家很困难，正是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国家间的和平现象[8]。有意思的是，自从梅斯基塔等学者将国家取得战争胜利的能力纳入研究框架中，提出国家领袖的战争决策需要考虑获胜的几率之后，许多研究均发现，当国家参与战争时，它们更有可能会赢得胜利。如鲁塞特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国家赢得了80%的战争，而专制国家则在一半以上的战争中落败；在主动发起的战争中，国家的胜率高达90%以上，而专制国家仅有60%[9]。 研究生论文www.7ctime.com
二、质疑：对结构性解释的批评
结构性解释是和平理论诸多解释理论中最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但是，它也遭受了学术界最为广泛的批评。首先，许多学者对结构性解释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在界定和衡量与冲突等一些核心概念的标准上，结构性解释存在难以克服的模糊性。在“和平论”的谱系内部，不同的学者对“”的界定往往也不同。如多伊尔使用的“”与康德所使用的概念相近，而鲁赛特等人则沿用了达尔对的划分方法。同时，毛兹和鲁赛特等学者一般是通过替代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来进行推演，而不是直接研究“-和平”的形成过程，而“-和平”的研究“需要通过详细的案例研究来审视在特定的情形中究竟发生了什么”[10]（p40）。约翰·欧尼尔和詹姆斯·雷也认为，鲁塞特等学者没有考虑两个国家在“-”连续统的政治距离所带来的重大影响。1950年～1985年间的数据显示，和平前景受到两个国家的程度以及它们在“-”连续统上的政治距离的影响。亦即，一对国家的程度越高，它们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但是，两国的程度并不存在互补关系，即一国较高的程度并不能弥补另一国较低的程度。詹姆斯·雷还指出，用来证明和平理论的统计数据的时间段相对较短，这也削弱了该理论的解释力[11]。
其次，结构性解释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预设，即国家的公众具有和平倾向以及他们能够有效地抑制领袖发动战争。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的制度结构既可以对战争进行约束，也能驱动国家卷入战争，因为内阁、立法机关和公众往往比他们想要约束的政府领袖更加好战。史蒂夫·陈和威廉·萨法兰发现，在军事冲突的初始阶段，公众对现任官员的支持往往呈增长趋势，只有在冲突变得旷日持久，财力和人力成本开始攀升时，这种支持才会急剧下降。如，当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时，哈里·杜鲁门的论文导读：
支持率从37%上升为46%；艾森豪威尔向黎巴嫩派遣军队时，其支持率从48%增长至58%；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肯尼迪的支持率也从61%上升至74%[12]。此外，即便国家的公众普遍具有和平倾向和存在强有力的选举问责，但是，政治领袖也不会轻易附和公众意愿，他们往往是引导而非机械地简单遵循。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领袖来说，民意舆论甚至可以操纵，政府完全可以借助战争鼓动的宣传而煽动起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总之，众多的研究均显示，结构性解释的理论预设存在失真的问题。
再次，结构性解释还存在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逻辑悖论，即它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国家之间与其他制度类型国家间的行为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及其政治领袖在发动战争上受到约束，这一结论也应同样适用于国家与其他制度类型国家的交往中，而非仅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如尼尔斯·格莱迪奇和哈佛·赫格瑞的研究证实了和平仅仅局限于双边层面（Dyadic Level），而在国家层面上（National Level），国家参与战争的倾向，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差别[13]。结构性解释还忽视了国家内部的差异性。尽管鲁塞特等学者指出，议会制下的政府更依赖于立法机关的支持，因而比总统制中的政府受到更多的制度束缚；同时，联合政府或者少数派内阁与制政府相比受到的制度约束也较多[14]。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这一观点进行系统论证。格伦·帕尔默认为，应关注议会制国家的异质性问题及其国内对国际冲突行为的约束。他提出了一个冲突水平和领导人去职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现容易去职的领导人卷入国家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一旦卷入之后，他们更有可能使冲突升级[15]。史蒂夫·陈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对战争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他们发现，一国的选举制度是抑制卷入战争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其中施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卷入的军事冲突较少[7]。
最后，结构性解释往往存在与经验证据相抵牾等问题。事实上，没有一种制度约束论可以充分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制度能够对政治领袖进行约束，而其他的制度安排做不到这一点，许多结构性解释只是假定国家的领导人受到了更多的制约。在现实中，国家复杂的政治过程对战争所发挥的约束性作用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如，美国总统屡屡绕过或无视权力的制衡机制，从而直接加速了战争决策的进程。历史上，美国在海外采取了二百多次军事行动，但仅有五次得到了国会的授权，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的。美国总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绕开政治的一般性过程。美国总统拥有先发制人的特权，可以通过将一些行为界定为战争行为，而直接回避了常态决策过程中的咨询或辩论等环节。塞巴斯蒂安·罗萨托的研究发现，政治领袖因战争失败而去职的比例，国家为75%，专制国家为35%。尽管国家看似是专制国家的两倍，但是，在全部的案例中，国家战败的案例仅有四起，因而不可能得出战败的国家的政治领袖将会倒台的必然论断。战败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与专制国家的同行相比，去职的可能性大体相当，只是专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可能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如，在死亡2000人以上的战争中，35%和27%的专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分别被免职和受到惩罚；而仅有27%和7%的国家的政治领袖分别被免职和受到惩罚[16]。
三、回应：结构性解释的修正
支持“和平论”学者对结构性解释所面临的诸多质疑进行了积极回应。在微观层面上，结构论学者试图通过修正“战争”和“”等概念的界定来消除反例，如鲁塞特提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才能成为战争。这样，一些反例就被剔除了。如，1975年英国与冰岛之间爆发的“鳕鱼战争”，但是由于两国的战争规模不够规格，伤亡人数没有达到1000人而被排除。此外，通过提升“”国家的门槛要求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如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认为，国家不能等同于处于化阶段的国家。他们发现“过去两个多世纪的统计证据表明，处于过渡的化阶段中的国家总是更具侵略性和好战性，而不是相反。这些正在向化过渡中的国家向国家发动了战争”，尤其是不完善的转型反而会增加国际冲突和内战风险[17]。他们的这一区分间接地将“国家之间很少或不会发生战争”的命题移转为“成熟和巩固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另外一论文导读：明，贸易往来对和平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两个具有战争倾向且毗邻的国家之间。因此，他们呼吁未来研究应统合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视角来思考“和平论”，而不是继续把政治制度作为唯一的影响因素。在此后进一步的研究中，鲁赛特等学者综合考虑了地理距离、地理毗邻、权力分布、结盟状态、经济贸易和政治稳定等变量因素，承认这些些学者则限定了“和平论”的适用范围，将“-和平”现象限定在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如迈克尔·穆苏指出，1919年～1992年间全球多数国家的数据显示，经济发达的国家之间在军事冲突上合作的概率是其他国家的八倍，同时，在人均收入低于8050美元的国家中，高达77%的两个国家在军事冲突上合作的可能性低于其他类型的国家[18]。在另一项研究中，穆苏再次强调，只有在两个国家都拥有高于全球平均的经济发展源于：职称论文www.7ctime.com
水平时，尤其是在最富裕的45%的国家之间，才会成为促进和平的重要因素；当人均GDP低于1400美元时，两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并不显著，而最贫穷的21%的国家之间甚至有可能会互相开战[19]。 在宏观层面上，结构论学者已不再坚持是生成和平的唯一变量，他们纳入了更多的分析变量以及调适与其他解释之间的兼容性来提升自身的解释效力。2001年，鲁赛特等学者提出了“三角和平论”（Triangulating Peace），即、经济相互依存及国际组织是实现现今国家间和平的“三驾马车”[20]（p44）。“经济相互依存”是“和平论”经济性解释的核心概念，这一解释认为，经济依存关系（依存的程度一般由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相互投资、分工水平以及货币可兑换等标准来衡量）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与相互依赖，因而成为形塑国家间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末，毛兹和鲁赛特等学者注意到既有研究往往未能关注经济相互依存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他们对1950年～1985年间政治上有关联的两个国家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贸易往来对和平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两个具有战争倾向且毗邻的国家之间。因此，他们呼吁未来研究应统合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视角来思考“和平论”，而不是继续把政治制度作为唯一的影响因素[21]。在此后进一步的研究中，鲁赛特等学者综合考虑了地理距离、地理毗邻、权力分布、结盟状态、经济贸易和政治稳定等变量因素，承认这些因素都对和平产生了影响[22]。
另外，在“和平论”的理论谱系中，较有影响力的还包括规范性解释。规范性解释的核心假设是：国家会尽可能地外化它在国内政治发展出的行为和国内政治过程及制度的相关特征，如宽容、和解、协商等价值规范，并且国家会将这些规范延伸至其对外交往中。在发生争端的双方都是国家的情形中，不仅双方都会认同这些规范准则，而且双方领导人也充分认识到自身和对手会在遵守这些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竞争。针对历史上与“和平论”相抵牾的经验证据，结构论学者指出在殖民战争时期，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都不是充分的国家，公众的价值规范不尽成熟，因而不可能对战争形成有效的约束。
四、余论
除了上述对“和平论”的理论批评之外，一些批评从实践的角度对该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和平论”由“可能产生和平”或“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一或然性的学术命题，逐渐演变为“绝对导致和平”或“国家之间从未发生战争”必然性的实践信条。它不可避免地沦为西方国家积极地推进输出的理论依据[23]。
在回顾学术界的长期争论之后，布埃诺·迪·梅斯基塔等学者提出，良好的“和平论”的理论解释必须满足两个标准：第一，必须能够解释那些常常用来解释和平现象的已有解释；第二，可信的理论解释同时应提出一些新颖的既有研究中所没有的假设[24]。若以此为准绳衡量“和平论”的结构性解释，不难发现其逻辑进路并没有彻底解决先前的批评与质疑。新近的结构性研究往往突出非结构性因素对和平的作用，这看似增强了解释的效力，实际上却动摇了该理论的内核与根基。如，许多研究把经济发展和贸易依存视为“和论文导读：ions，1976，（1）.BruceBuenoMesquitaetal..TestingCompetingInstitutionalExplanationsoftheDemocraticPeace：TheCaseofDisputeDuration.ConflictManagementandPeaceScience，2004，（4）.ZeevMaoz，BruceRusset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1946-198
6.AmericanPolitical
平论”的辅助性证明，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认为经济因素是形成国家间和平的主因，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和平论”（Capitalist Peace），试图以此否定“-和平”之间的逻辑关联。如埃里克·加兹克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和平现象只是资本开放性和自由贸易的附带现象，资本主义对和平的影响完全超出之上[25]。尽管鲁塞特和杰拉尔德·施耐德等学者也对“资本主义和平论”进行了批评，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广泛接受的结构性解释而不仅仅是对后者进行补充的结论，目前还为时尚早，因为“资本主义和平论”的解释本身也需要建立在更加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之上[26]，但是，“资本主义和平论”正源于：大学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逐渐演绎成为一种理论自洽的替代性解释。总之，“和平论”的结构性解释亟待新的理论突破方能增强其解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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