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身体”写作-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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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位女性写作者，一位有别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写作的初衷是树起反抗男权的大旗，展现女性被男权社会奴役的创伤，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①。于是，身体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一种特定的话语实践，“身体写作”也成为女性主义者自我发
摘要：严歌苓是位女性写作者。通过女性身体的写作，她塑造了地母这一紧贴中华民族之心的女性形象，让女性退回到直抵原型的雌性，显示了女性自远古至今的超越种族、政治、历史的性别力量。由身体深入开掘，女性身体深处的灵魂在身体的磨砺甚至清除中显露出高贵、坚贞与刚强。严歌苓让女性成为鲜活的、独立的、甚至优于男性的坚强存在，唱响了女性的赞歌。
关键词：严歌苓；身体；女性写作
在严歌苓的小说世界中，女性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女性的生存境遇、情感意志是她长久的关注和持久的书写。可以说，严歌苓是位女性写作者，一位有别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女性主义写作的初衷是树起反抗男权的大旗，展现女性被男权社会奴役的创伤，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①。于是，身体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一种特定的话语实践，“身体写作”也成为女性主义者自我发声、对抗男权的重要武器。但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笼罩中，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大都失掉了原本的意义，身体成为消费的最后一个目标。在这个时候，严歌苓依然以女性身体为写作主体，但又将女性植入宽广的民间大地中，从而使女性身体的写作变得丰厚起来。由身体出发，严歌苓展现了女性的“最高雌性”和身体。可以说，严歌苓丰厚的女性书写是对当下正处于困顿局面的女性言说的一次挽救。
原型开掘
在当下有些女性主义者的“身体写作”展示现实的虚空和精神贫血的时候，严歌苓也从身体出发，把探究女性的笔触深入到广阔的民间和大地，并在宽广的民间和历史的缝隙中塑造了一批紧贴传统中国民族之心的女性形象地母。
中国现代著名的“海派”作家、老移民张爱玲可以说是洞察女性的高手，她认为：“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②她毫不掩饰对两类女性的崇拜：地母和唱蹦蹦戏的女人。 “地母”是个深具人类学意味的概念，她丰肥的体态、恣肆的和作为能量之源的象征，使她显现出大地的“神”性；唱蹦蹦戏的女人则以其民俗色彩代表了乡土中国泼辣的生命力量和民间奇异的生存智慧。
严歌苓笔下的地母形象以长篇小说《扶桑》中的女主人公扶桑为代表。扶桑是19世纪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唐人区的，来自旧中国南部的乡村。乡村大地赋予她的朴实、善良与勤劳、坚忍使移植到美国唐人区的她依然如泥土般真诚，这种真诚使扶桑在和男权压迫下的身体呈现出了耀眼的光华。对扶桑身体的描绘和身体语言的传达是严歌苓展现扶桑这一地母形象的主要途径，也是她对女性主义写作的困境进行突围的策略。
尚未受思想启蒙的扶桑与女性主义者隔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她不仅毫无女性意识，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她只是妓院老板的赚钱机器，她没有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的反抗，她拒绝了拯救会对她的拯救，心甘情愿地回到罪一般的深红罗衫中。可以说，扶桑的种种特征使她“那时代的服饰、发型、首饰只是个假象”， 实质的她“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③这种状态中的她唯一的存在就是身体。
大脑一片混沌的扶桑的身体就是语言。她走路时，“那双被精致摧残的脚使一种痛楚向她全身扩展，她成熟丰硕的身体便是处处感知，处处在细微地颤抖”。这种连病带痛的步态使“每一步都是对残忍的嗔怪，每一步都申诉着残废了的自然”。④她在众多男人身下的身体诉说的不是屈辱和毁灭，而是受难中的欢乐和没有挣扎的和谐。甚至在种族冲突中受到白人的仇恨和强摘自：7彩论文网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暴时，她依然“一次次的包容，如同雾包容无论多嶙峋的礁石，无论多汹涌的海浪”⑤。在卑微的生活场景和的种族冲突中的扶桑只有自己的身体她以身体来体验她的生命存在，以身体展现了她纯然到了纯粹的宽厚和混沌的自由。这种宽厚与自由超越了国别、种族，让男性在她身上都得到了抚慰与安息。
扶桑以她人类文明之前的身体抖掉了附着在身体之上的文化符码，显现了生命的本然状态和女性的天然雌性。但严歌苓探究人性的笔墨并未在此止步，她敏锐的笔触紧紧攀附着扶桑身体的神经，展现了自由混沌的女性身体中爱情的自然发生与感觉：“那不妙是你肉体中从未出现过的敏感。那样剥去皮，将神经摊在光线里、空气里的敏感。”⑥于是，“那片任你沉浮的混沌没了，那片阔大的无意识潮一样退去。痛苦升上来。你不知这痛苦是什么，不知这痛苦便是代价，是对忠贞、对永久属于所付的代价”⑦。这种与身体敏感相连的爱情及其痛苦正是女性自身的身体，它与女性身体一样呈现着女性生命的鲜活与独立存在。严歌苓通过对扶桑身体的描绘，“使身体成为一个意义的结点，亦即刻录故事的地方，并且，使身体成为一个能指，叙述的情节和含义论文导读：
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⑧。
如果说严歌苓对扶桑这一地母的形象进行了原型挖掘和热情讴歌，那么她早期的《少女小渔》就是这一原型的雏形。在这篇同样以移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里，严歌苓再次以女性身体作为揭示人物性格品质的支点。尽管少女小渔与扶桑处在不同的时间纬度，单纯的女工小渔也与美艳的扶桑在层面拉开了距离，但少女小渔也以身体作为了品质的摆渡，在她的意识中，女性身体不仅毫无其所指，而且只是一件可以馈赠的物品，一种对弱势男人的抚慰。
继《扶桑》之后，严歌苓又推出了长篇力作《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为我们推出了另一个丰厚的地母形象王葡萄。这次严歌苓探究的笔墨由异域移民的生活场景转到了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原农村大地，在革命、运动、饥荒的历史间隙中展现了紧贴着大地生存的民间以及民间的地母王葡萄。王葡萄一如扶桑那样缺乏思想，在外人看来，她傻头傻脑、“没文化、没觉悟”、“愚昧、顽固、自私”⑨，启蒙与教育在她身上留不下一丝痕迹，她行动的指南就是由身体触发的最本真的情感与价值理念。所以，她在个人的小天地里频频逆时代大潮而动，土改时她把被错划为“反革命”的“恶霸地主”公爹藏在了地窖，一藏就是几十年；大炼钢铁时，她坐在锅里，拒绝将锅捐出去。在革命、运动与饥荒中她关注的只是保全公爹、种地、养猪、找吃的、做吃的；她的情爱以身体先行；历史也被她幻化为身体：“她眼前就是一大片沾着泥巴的脚，进进退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反正这场院常有这样撒野的脚，分不清张三李四，打孽、打日本、打汉奸、打地主富农、打闹玩耍……”⑩可以说，紧贴着大地的身体是王葡萄生命的全部，由身体而产生的情感与价值观念是她对待周围的世界与历史的准则。身体表现了她的仁爱和宽厚以及与民间大地相适应的泼辣的生命力，也使她带有了“唱蹦蹦戏”的女人的特征，时代风云的几多变迁和沧海桑田的背景里是她不变的乐观佻达，至此，张爱玲笔下的理想女性地母与“唱蹦蹦戏”的女人都集中在了民间大地女性的代表王葡萄的身上。《第九个寡妇》出版后的两个月她又推出了长篇力作《一个女人的史诗》。不难看出，《一个女人的史诗》是《第九个寡妇》的姊妹篇，它们共同表达了严歌苓对宏大的历史间隙中民间生命力的执着思考和对飞扬的男性历史中沉潜地关注饮食繁殖、生老病死的女性力量的丰厚发掘。
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严歌苓继续以女性身体为“叙述的情节和含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 ，如同主人公田苏菲感情直露且夸张的身体舞蹈一样，小说中女性身体的描写让位于身体，由身体生发的最纯粹的爱情成为了小说显在的主角。军旅出身的田苏菲一生执着的情爱史就是她在宏大飞扬的历史大舞台向民间的个人小舞台过渡转移的历史。与身体相关的衣食住行、由身体直接生发并落实回身体的情感是她生命与生活的全部。母亲的影响使坚守爱情的田苏菲的情爱渗透进了人间烟火的俗气，但也正是这种贴近生存大地的情感坚强且不虚浮，特殊的历史阶段、艰难的岁月中更能彰显出其坚韧的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才能给受伤的、虚弱的男人以抚慰与安息、支撑和依靠。严歌苓在女性情感向度的书写再一次证明了深藏于民间的地母的力量。
通过对《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的分析，我们看到严歌苓对女性身体性别挑战意义的放弃，她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让女性退回到直抵原型的雌性，以最温良最宽厚最纯粹的性别品质展现了女性的性别力量，这种力量超越男权、穿越历史，隐忍柔韧又坚强无比。可以说，这些女性才是贴近中华民族之心的女性，对她们的发掘不仅为当下陷入困顿的女性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且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人物谱系增添了光彩照人的地母系列，而这一系列正是中国文学中必不可少的。
灵魂高扬
身体写作只有挖掘出身体深处的灵魂才具有美感和深度。由身体入手，严歌苓在展现女性的母性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品格之外，对女性灵魂进行了另一个向度的开掘，那就是表现女性的圣洁、坚贞、热血和崇高。
由身体开掘灵魂，严歌苓在其著名的短篇小说《天浴》和长篇《金陵十三钗》中展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命题：女性不洁的身体中也有圣洁高贵的灵魂。《天浴》中充斥着政治、男权、女性身体、交易、受骗、侮辱等关键词，阴云与污浊之气不可避免地布满文本与读者的心头，揭露历史缝隙中的幽暗面和对人性的惋惜与悲悯也会成为阅读者的期待视野。但严歌苓细腻的笔触敏锐地攀附着女主人公不洁身体深处的灵魂，那布满血丝的灵魂之窗显示的是一个滴血的高贵灵魂。最后女主人公以消灭自己身体的方式维护了精神与品质的高贵，圣洁、美好、高贵的女性品质也在天浴的仪式中更加耀目地展现了出来。
《金陵十三钗》则在南京遭遇日本侵略者屠戮的大背景中展现了秦淮河的人性光华。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其身体是个暧昧的甚至充满原罪的符号。严论文导读：
歌苓巧妙地把这群低贱的风尘女子与教会学校的女孩和抗日伤员放在了一起，女孩对充满了敌意，伤员则与产生了感情。在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杀戮中，种种微妙的感情在生发、碰撞。严歌苓层层铺陈，在女孩危难关头让这群素日只关注饮食男女的风尘女子迸发了热血。从卑贱到崇高，秦淮河的十三钗用注定要受难的身体找回了女性的圣洁与高贵。
让身体不洁的女性“杀身成仁”，严歌苓总能找到一个完美的契机，用仪式化的情节、升华的情感演绎找回女性性别本质中的圣洁与美好。这种情结也出现在《马在吼》中。《马在吼》中的小点儿是个在男人堆里混得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的美丽女孩、一个被通缉的女罪犯，身体是她生存取之不竭的资源。女子牧马班，以其银色的象征与小点儿阴暗的私生活形成了对照，使她不洁身体深处的灵魂得到了感召；爱情则让她找回了女性的坚贞。
女性的坚贞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以肢体舞蹈演绎情感的田苏菲一生的历史就是坚贞情感的表达史。还是花季少女的她就大胆主动地追求政治部的干事欧阳庾，爱他的相貌、才华、风度，崇拜他学问的渊博，像对待小孩一样怜惜他。婚后的田苏菲还一直在追求着欧阳庾的爱情，尽管风流倜傥的欧阳庾不间断地爱上别的女人，她还是忠贞不渝地爱着他、包容着他。在这份执着的情爱中，田苏菲由天真活泼的少女走到了平实的中年，不论时代怎样变迁，她的情感如磐石般固不可移，她以坚贞的情感演绎了一个女人的崇高史诗。
在《马在吼》中，严歌苓以她一贯的展现了女知青在迷狂的草地用柔弱的身躯驯服烈马、挑战极限的故事。女子牧马班在牧马过程中展现的青春血性和刚强意志犹如马在吼，它呐喊的是女性在艰难的牧马生活中对信念、对使命的忠贞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她们中的精神领袖沈红霞那张“十八岁的脸已有她终将殉道的先兆”，在她高尚的自律的感召下，女子牧马班的生活使外来者“钦佩中带有一点恐惧，”并让他们认识到：“这种接近原始的生活方式中或许正诞生着最纯粹的精神，她们备受摧残的形容，使某种既抽象又朦胧的信条得以图解。”但牧马班女知青们的精神朝圣遭遇了现实的冷遇，她们牺牲了的大好青春年华和磨砺出的刚强意志被遗忘在了社会主流之外，直到她们的班长柯丹说：“你们死也白死，根本没人知道你们，所有知青都回城了，现在早已不是军马场，早就被当地人接管了。再告诉你们吧：人家根本不知道还有你们几个女知青在牲口群里卖命，如今这个地方早就没有你们了！……”她们才大吃一惊。
而在外人看来，她们到这里来放牧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于是，在沈红霞为了使命、信仰和责任追随马群一去不返之后，“除了嫁给当地牧工的女知青和其他什么原因永远留下的男知青，牧马班姑娘为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进军、大撤退收了尾。她们在大雪天离去，留下最后一道与初衷送行的车辙”。严歌苓不无苍凉地展现了由革命战争延续并发扬光大的理想信念在知青时代意义的消解，但如烈马般忠贞高贵的女性品质却如风中飘扬的旗帜呼呼生风。
《马在吼》通过女性身体朝圣式的磨砺、以女性群体的传奇展现了女性的刚强和高贵。而在刚强和高贵的背后，女性的个人性和私密化在慢慢地退缩、消弭，公共性的意志则越来越成长、壮大并成为“马在吼”般惊人的力量。不难看出，严歌苓在令叙述回归的同时，有意对现行的女性个人化写作、私语型写作进行规避，这种发现症候的敏锐眼光和她老到的笔力使她的女性言说独树一帜，也大大拓宽了女性言说的领域。
由身体入手，严歌苓对女性的性别魅力进行了深入开掘。如果说地母型的女性对男人是一种吸引、一种抚慰、一种安息，那么灵魂高扬的女性则以其耀目的光华使周围的环境黯淡。这种光华穿透女性受辱的、受难的身体，显示出其坚定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在任何男权统治中，女性的身体可以遍体鳞伤，但身体深处的灵魂依然高贵神圣。严歌苓让女性成为鲜活的独立的甚至优于男性的坚强存在，由此表达了一种新的性别，一种有别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
注释：
①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②张爱玲：《谈女人》，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③④⑤⑥⑦严歌苓：《扶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第47页，第184页，第152页，第153页。
⑧［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⑨⑩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第118页。
严歌苓：《马在吼》，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第251页，第292页，第293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AZD06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台湾‘留学生作家’与‘新移民作家’小说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C751027）
责任编辑 鄢然
摘要：严歌苓是位女性写作者。通过女性身体的写作，她塑造了地母这一紧贴中华民族之心的女性形象，让女性退回到直抵原型的雌性，显示了女性自远古至今的超越种族、政治、历史的性别力量。由身体深入开掘，女性身体深处的灵魂在身体的磨砺甚至清除中显露出高贵、坚贞与刚强。严歌苓让女性成为鲜活的、独立的、甚至优于男性的坚强存在，唱响了女性的赞歌。
关键词：严歌苓；身体；女性写作
在严歌苓的小说世界中，女性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女性的生存境遇、情感意志是她长久的关注和持久的书写。可以说，严歌苓是位女性写作者，一位有别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女性主义写作的初衷是树起反抗男权的大旗，展现女性被男权社会奴役的创伤，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①。于是，身体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一种特定的话语实践，“身体写作”也成为女性主义者自我发声、对抗男权的重要武器。但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笼罩中，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大都失掉了原本的意义，身体成为消费的最后一个目标。在这个时候，严歌苓依然以女性身体为写作主体，但又将女性植入宽广的民间大地中，从而使女性身体的写作变得丰厚起来。由身体出发，严歌苓展现了女性的“最高雌性”和身体。可以说，严歌苓丰厚的女性书写是对当下正处于困顿局面的女性言说的一次挽救。
原型开掘
在当下有些女性主义者的“身体写作”展示现实的虚空和精神贫血的时候，严歌苓也从身体出发，把探究女性的笔触深入到广阔的民间和大地，并在宽广的民间和历史的缝隙中塑造了一批紧贴传统中国民族之心的女性形象地母。
中国现代著名的“海派”作家、老移民张爱玲可以说是洞察女性的高手，她认为：“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②她毫不掩饰对两类女性的崇拜：地母和唱蹦蹦戏的女人。 “地母”是个深具人类学意味的概念，她丰肥的体态、恣肆的和作为能量之源的象征，使她显现出大地的“神”性；唱蹦蹦戏的女人则以其民俗色彩代表了乡土中国泼辣的生命力量和民间奇异的生存智慧。
严歌苓笔下的地母形象以长篇小说《扶桑》中的女主人公扶桑为代表。扶桑是19世纪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唐人区的，来自旧中国南部的乡村。乡村大地赋予她的朴实、善良与勤劳、坚忍使移植到美国唐人区的她依然如泥土般真诚，这种真诚使扶桑在和男权压迫下的身体呈现出了耀眼的光华。对扶桑身体的描绘和身体语言的传达是严歌苓展现扶桑这一地母形象的主要途径，也是她对女性主义写作的困境进行突围的策略。
尚未受思想启蒙的扶桑与女性主义者隔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她不仅毫无女性意识，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她只是妓院老板的赚钱机器，她没有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的反抗，她拒绝了拯救会对她的拯救，心甘情愿地回到罪一般的深红罗衫中。可以说，扶桑的种种特征使她“那时代的服饰、发型、首饰只是个假象”， 实质的她“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③这种状态中的她唯一的存在就是身体。
大脑一片混沌的扶桑的身体就是语言。她走路时，“那双被精致摧残的脚使一种痛楚向她全身扩展，她成熟丰硕的身体便是处处感知，处处在细微地颤抖”。这种连病带痛的步态使“每一步都是对残忍的嗔怪，每一步都申诉着残废了的自然”。④她在众多男人身下的身体诉说的不是屈辱和毁灭，而是受难中的欢乐和没有挣扎的和谐。甚至在种族冲突中受到白人的仇恨和强摘自：7彩论文网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暴时，她依然“一次次的包容，如同雾包容无论多嶙峋的礁石，无论多汹涌的海浪”⑤。在卑微的生活场景和的种族冲突中的扶桑只有自己的身体她以身体来体验她的生命存在，以身体展现了她纯然到了纯粹的宽厚和混沌的自由。这种宽厚与自由超越了国别、种族，让男性在她身上都得到了抚慰与安息。
扶桑以她人类文明之前的身体抖掉了附着在身体之上的文化符码，显现了生命的本然状态和女性的天然雌性。但严歌苓探究人性的笔墨并未在此止步，她敏锐的笔触紧紧攀附着扶桑身体的神经，展现了自由混沌的女性身体中爱情的自然发生与感觉：“那不妙是你肉体中从未出现过的敏感。那样剥去皮，将神经摊在光线里、空气里的敏感。”⑥于是，“那片任你沉浮的混沌没了，那片阔大的无意识潮一样退去。痛苦升上来。你不知这痛苦是什么，不知这痛苦便是代价，是对忠贞、对永久属于所付的代价”⑦。这种与身体敏感相连的爱情及其痛苦正是女性自身的身体，它与女性身体一样呈现着女性生命的鲜活与独立存在。严歌苓通过对扶桑身体的描绘，“使身体成为一个意义的结点，亦即刻录故事的地方，并且，使身体成为一个能指，叙述的情节和含义论文导读：
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⑧。
如果说严歌苓对扶桑这一地母的形象进行了原型挖掘和热情讴歌，那么她早期的《少女小渔》就是这一原型的雏形。在这篇同样以移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里，严歌苓再次以女性身体作为揭示人物性格品质的支点。尽管少女小渔与扶桑处在不同的时间纬度，单纯的女工小渔也与美艳的扶桑在层面拉开了距离，但少女小渔也以身体作为了品质的摆渡，在她的意识中，女性身体不仅毫无其所指，而且只是一件可以馈赠的物品，一种对弱势男人的抚慰。
继《扶桑》之后，严歌苓又推出了长篇力作《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为我们推出了另一个丰厚的地母形象王葡萄。这次严歌苓探究的笔墨由异域移民的生活场景转到了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原农村大地，在革命、运动、饥荒的历史间隙中展现了紧贴着大地生存的民间以及民间的地母王葡萄。王葡萄一如扶桑那样缺乏思想，在外人看来，她傻头傻脑、“没文化、没觉悟”、“愚昧、顽固、自私”⑨，启蒙与教育在她身上留不下一丝痕迹，她行动的指南就是由身体触发的最本真的情感与价值理念。所以，她在个人的小天地里频频逆时代大潮而动，土改时她把被错划为“反革命”的“恶霸地主”公爹藏在了地窖，一藏就是几十年；大炼钢铁时，她坐在锅里，拒绝将锅捐出去。在革命、运动与饥荒中她关注的只是保全公爹、种地、养猪、找吃的、做吃的；她的情爱以身体先行；历史也被她幻化为身体：“她眼前就是一大片沾着泥巴的脚，进进退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反正这场院常有这样撒野的脚，分不清张三李四，打孽、打日本、打汉奸、打地主富农、打闹玩耍……”⑩可以说，紧贴着大地的身体是王葡萄生命的全部，由身体而产生的情感与价值观念是她对待周围的世界与历史的准则。身体表现了她的仁爱和宽厚以及与民间大地相适应的泼辣的生命力，也使她带有了“唱蹦蹦戏”的女人的特征，时代风云的几多变迁和沧海桑田的背景里是她不变的乐观佻达，至此，张爱玲笔下的理想女性地母与“唱蹦蹦戏”的女人都集中在了民间大地女性的代表王葡萄的身上。《第九个寡妇》出版后的两个月她又推出了长篇力作《一个女人的史诗》。不难看出，《一个女人的史诗》是《第九个寡妇》的姊妹篇，它们共同表达了严歌苓对宏大的历史间隙中民间生命力的执着思考和对飞扬的男性历史中沉潜地关注饮食繁殖、生老病死的女性力量的丰厚发掘。
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严歌苓继续以女性身体为“叙述的情节和含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 ，如同主人公田苏菲感情直露且夸张的身体舞蹈一样，小说中女性身体的描写让位于身体，由身体生发的最纯粹的爱情成为了小说显在的主角。军旅出身的田苏菲一生执着的情爱史就是她在宏大飞扬的历史大舞台向民间的个人小舞台过渡转移的历史。与身体相关的衣食住行、由身体直接生发并落实回身体的情感是她生命与生活的全部。母亲的影响使坚守爱情的田苏菲的情爱渗透进了人间烟火的俗气，但也正是这种贴近生存大地的情感坚强且不虚浮，特殊的历史阶段、艰难的岁月中更能彰显出其坚韧的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才能给受伤的、虚弱的男人以抚慰与安息、支撑和依靠。严歌苓在女性情感向度的书写再一次证明了深藏于民间的地母的力量。
通过对《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的分析，我们看到严歌苓对女性身体性别挑战意义的放弃，她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让女性退回到直抵原型的雌性，以最温良最宽厚最纯粹的性别品质展现了女性的性别力量，这种力量超越男权、穿越历史，隐忍柔韧又坚强无比。可以说，这些女性才是贴近中华民族之心的女性，对她们的发掘不仅为当下陷入困顿的女性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且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人物谱系增添了光彩照人的地母系列，而这一系列正是中国文学中必不可少的。
灵魂高扬
身体写作只有挖掘出身体深处的灵魂才具有美感和深度。由身体入手，严歌苓在展现女性的母性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品格之外，对女性灵魂进行了另一个向度的开掘，那就是表现女性的圣洁、坚贞、热血和崇高。
由身体开掘灵魂，严歌苓在其著名的短篇小说《天浴》和长篇《金陵十三钗》中展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命题：女性不洁的身体中也有圣洁高贵的灵魂。《天浴》中充斥着政治、男权、女性身体、交易、受骗、侮辱等关键词，阴云与污浊之气不可避免地布满文本与读者的心头，揭露历史缝隙中的幽暗面和对人性的惋惜与悲悯也会成为阅读者的期待视野。但严歌苓细腻的笔触敏锐地攀附着女主人公不洁身体深处的灵魂，那布满血丝的灵魂之窗显示的是一个滴血的高贵灵魂。最后女主人公以消灭自己身体的方式维护了精神与品质的高贵，圣洁、美好、高贵的女性品质也在天浴的仪式中更加耀目地展现了出来。
《金陵十三钗》则在南京遭遇日本侵略者屠戮的大背景中展现了秦淮河的人性光华。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其身体是个暧昧的甚至充满原罪的符号。严论文导读：
歌苓巧妙地把这群低贱的风尘女子与教会学校的女孩和抗日伤员放在了一起，女孩对充满了敌意，伤员则与产生了感情。在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杀戮中，种种微妙的感情在生发、碰撞。严歌苓层层铺陈，在女孩危难关头让这群素日只关注饮食男女的风尘女子迸发了热血。从卑贱到崇高，秦淮河的十三钗用注定要受难的身体找回了女性的圣洁与高贵。
让身体不洁的女性“杀身成仁”，严歌苓总能找到一个完美的契机，用仪式化的情节、升华的情感演绎找回女性性别本质中的圣洁与美好。这种情结也出现在《马在吼》中。《马在吼》中的小点儿是个在男人堆里混得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的美丽女孩、一个被通缉的女罪犯，身体是她生存取之不竭的资源。女子牧马班，以其银色的象征与小点儿阴暗的私生活形成了对照，使她不洁身体深处的灵魂得到了感召；爱情则让她找回了女性的坚贞。
女性的坚贞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以肢体舞蹈演绎情感的田苏菲一生的历史就是坚贞情感的表达史。还是花季少女的她就大胆主动地追求政治部的干事欧阳庾，爱他的相貌、才华、风度，崇拜他学问的渊博，像对待小孩一样怜惜他。婚后的田苏菲还一直在追求着欧阳庾的爱情，尽管风流倜傥的欧阳庾不间断地爱上别的女人，她还是忠贞不渝地爱着他、包容着他。在这份执着的情爱中，田苏菲由天真活泼的少女走到了平实的中年，不论时代怎样变迁，她的情感如磐石般固不可移，她以坚贞的情感演绎了一个女人的崇高史诗。
在《马在吼》中，严歌苓以她一贯的展现了女知青在迷狂的草地用柔弱的身躯驯服烈马、挑战极限的故事。女子牧马班在牧马过程中展现的青春血性和刚强意志犹如马在吼，它呐喊的是女性在艰难的牧马生活中对信念、对使命的忠贞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她们中的精神领袖沈红霞那张“十八岁的脸已有她终将殉道的先兆”，在她高尚的自律的感召下，女子牧马班的生活使外来者“钦佩中带有一点恐惧，”并让他们认识到：“这种接近原始的生活方式中或许正诞生着最纯粹的精神，她们备受摧残的形容，使某种既抽象又朦胧的信条得以图解。”但牧马班女知青们的精神朝圣遭遇了现实的冷遇，她们牺牲了的大好青春年华和磨砺出的刚强意志被遗忘在了社会主流之外，直到她们的班长柯丹说：“你们死也白死，根本没人知道你们，所有知青都回城了，现在早已不是军马场，早就被当地人接管了。再告诉你们吧：人家根本不知道还有你们几个女知青在牲口群里卖命，如今这个地方早就没有你们了！……”她们才大吃一惊。
而在外人看来，她们到这里来放牧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于是，在沈红霞为了使命、信仰和责任追随马群一去不返之后，“除了嫁给当地牧工的女知青和其他什么原因永远留下的男知青，牧马班姑娘为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进军、大撤退收了尾。她们在大雪天离去，留下最后一道与初衷送行的车辙”。严歌苓不无苍凉地展现了由革命战争延续并发扬光大的理想信念在知青时代意义的消解，但如烈马般忠贞高贵的女性品质却如风中飘扬的旗帜呼呼生风。
《马在吼》通过女性身体朝圣式的磨砺、以女性群体的传奇展现了女性的刚强和高贵。而在刚强和高贵的背后，女性的个人性和私密化在慢慢地退缩、消弭，公共性的意志则越来越成长、壮大并成为“马在吼”般惊人的力量。不难看出，严歌苓在令叙述回归的同时，有意对现行的女性个人化写作、私语型写作进行规避，这种发现症候的敏锐眼光和她老到的笔力使她的女性言说独树一帜，也大大拓宽了女性言说的领域。
由身体入手，严歌苓对女性的性别魅力进行了深入开掘。如果说地母型的女性对男人是一种吸引、一种抚慰、一种安息，那么灵魂高扬的女性则以其耀目的光华使周围的环境黯淡。这种光华穿透女性受辱的、受难的身体，显示出其坚定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在任何男权统治中，女性的身体可以遍体鳞伤，但身体深处的灵魂依然高贵神圣。严歌苓让女性成为鲜活的独立的甚至优于男性的坚强存在，由此表达了一种新的性别，一种有别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
注释：
①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②张爱玲：《谈女人》，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③④⑤⑥⑦严歌苓：《扶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第47页，第184页，第152页，第153页。
⑧［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⑨⑩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第118页。
严歌苓：《马在吼》，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第251页，第292页，第293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AZD06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台湾‘留学生作家’与‘新移民作家’小说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C751027）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