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务成本与FDI互动关系-

论文导读：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均对吸引FDI产生负面影响。(2)回归结果表明,以固定资产产出效率为代表的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和以平均工资为代表的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会降低服外资的投资热情,这与模型建立的初衷也是完全吻合的。同时根据回归结果,对两大成本对FDI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看出相对于土地及房地产成本的
摘要:本文选取1984-2008年上海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和FDI数据对商务成本吸引外资的互动关系进行初步探讨。结果显示,商务成本对外资流向的指导作用是存在的,同时FDI流动也会影响商务成本水平。
关键字:商务成本FDI互动关系
根据商务成本以往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普遍认为商务成本水平会对FDI选址决策造成影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对FDI和商务成本的描述性分析初步探讨了商务成本对FDI的某些影响。为了更清晰准确的反映和测度商务成本与FDI的相互影响程度,本文以1984-2008年数据为样本,选取两大传统商务成本要素: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并进行格兰杰检验,来衡量传统商务成本与FDI的互动关系。
选取数据和建模的原因如下:(1)根据前文的商务成本描述性分析,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劳动力成本作为“硬成本”,在两大产业的商务成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选取这两项成本能相对客观的反映上海商务成本水平对FDI影响效应。虽然前文建立的商务成本评价体系中,传统商务成本还包括能源成本,但是笔者认为能源成本的重要性远不能达到可以影响外资选址决策的程度,因此不作为计量因子。(2)根据前文建立的商务成本评价体系,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包括三项指标,无法全部纳入计量模型中。因此本文选取历年上海市每百元增加值占用的固定资产总额来代表土地及房地产成本,既能避免对多项成本选择的取舍,又能客观反映上海固定资产产出率,从而更全面的反映外资企业实际负担的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另外选取上海市职工年均工资和上海市历年合同外资金额分别作为劳动力成本和FDI指标的计量数据进行建模,gd代表每百元增加值占用的固定资产总额,laborcost代表职工年均工资(模型中取自然对数,用lnla表示),fdic代表合同外资金额。为了避免模型中出现伪回归的问题,本文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目前最为有效的时间序列稳定性检验工具——ADF法来考察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根据时间趋势图分析,gd应该选择有截距但无时间趋势的检验方程进行检验,lnla应该选择有截距、有时间趋势的检验方程进行检验,fdic应该选择有截距但无时间趋势的检验方程进行检验。根据ADF检验结果,fdic、gd和lnla三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可以直接对fdic、gd和lnla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fdict=-0.568538gdt-3

3.48195lnlat+18.8594

(-

2.239707)(7.303531)(-9.938334)

n=25 R2=0.883852 R2-adj=0.873294 D.W=

3.274862F=58.79

方程中常数项、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显著性水平都比较高。方程的拟合系数也比较理想,说明两大成本指标能够有力的反映商务成本对FDI的影响。根据上述回归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同,本文通过计量模型证明,商务成本对外资流向的指导作用确实是存在的。传统的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均对吸引FDI产生负面影响。(2)回归结果表明,以固定资产产出效率为代表的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和以平均工资为代表的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会降低服外资的投资热情,这与模型建立的初衷也是完全吻合的。同时根据回归结果,对两大成本对FDI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看出相对于土地及房地产成本的上涨,外资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加敏感。有效的降低劳动力成本应成为上海进一步吸引FDI的着力点。
由于模型中三组变量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为了更好的说明FDI与传统商务成本的相互影响,对fdic、gd和lnla三组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检验。
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2期时,gd是fdic的格兰杰原因,即土地及房地产成本的变化能够引起FDI选址决策的调整。fdic不是gd的格兰杰原因,即FDI的流动不是造成土地及房地产成本的变化的原因。lnla是fdic的格兰杰原因,即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能够引起FDI选址决策的调整。fdic是lnla的格兰杰原因,即FDI的流动是造成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的原因。
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再次验证了回归方程的结论,即上海土地及房地产成本、劳动力成本会影响FDI的布局选择。同时格兰杰检验的结果有力的证明,FDI流动也会引起上海传统商务成本中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www.7ctime.com
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说明商务成本与FDI流动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商务成本对外资流向的激励和制约作用,FDI流动也会引起投资目的地传统商务成本的变化。
根据上述结论,笔者认为,虽然模型中没有纳入能源成本,格兰杰检验的结果也说明FDI的流动不是造成土地及房地产成本的变化的原因。但是FDI对这两大传统商务成本的影响是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传递的。首先,FDI流入某些行业,引起该行业产出波动,导致以这些行业为支撑基础的行业商务成本发生变动。以房地产行业和能源行业为例,房地产成本和能源成本本身作为要素成本是上海商务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又是外资流入的重要投资和投机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能源供给的稳定对上海商务成本整体水平和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FDI对某些商务成本构成要素需求的影响,会引起相关要素的变化和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外资企业下一阶段的投资决策。这一点主要反映在劳动力成本上。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占有我国产业结构中相当大的比重。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外资企业在业内都处在高端产业链和领先地位,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外资企业对不同层次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必然会引起相关人力资源市场的波动,从而影响劳动力成本水平。
参考文献
【1】安礼伟,李锋,赵曙东.长三角5城市商务成本比较研究[J].管理世界,2006(8).
【2】潘飞,张川.商务成本与城市吸引外资的研究[J].财会通讯2007(6论文导读：).【3】陈抗.基于“企业-城市”动态博弈的城市商务成本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06(7).作者简介:王珊珊(1984-),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贸易一体化上一页12
).
【3】陈抗.基于“企业-城市”动态博弈的城市商务成本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6(7).
作者简介:王珊珊(1984-),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贸易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