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探勘严歌苓笔下留学生形象探勘

论文导读：
摘 要：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在北美华文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移民题材的作品中，塑造了诸多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北美华人文学人物的画廊。本文试图探讨严歌苓笔下的留学生形象在异国的生存体验，探索和解读他们的生命状态。
关键词：严歌苓 留学生形象 身份认同
当代中国，随着移民、留学现象的繁荣，很多华人借助汉语来抒发异质环境下的感慨与领悟，极大地丰富了海外华人文学；漂泊、流散的生存体验拓展了海外华人作家的知识、文化视野，从而影响他们创作出大批异质文化下生存的留学生形象，如査建英的《冰河下的丛林》、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等，严歌苓在其创作中也塑造了一系列留学生形象，这不但丰富了文学人物画廊，也适应了当代人求新求异求变的审美需求和趣味。就严歌苓的创作来看，文化认同的探索已经不仅局限于文化差异下的苦苦追寻，而是更多地对多元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包容。其留学题材中的人物，文化认同“已由对本性的民族主义的追求，转而对‘杂交倾向’的‘拼合’的认可”。她笔下的留学生，在不同的婚姻情感、精神状态和心灵归属方面都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

一、现实苦难中的青年留学生

在严歌苓留学题材的作品中，出现过很多没有经历过婚姻的青年男女，如江伟（《少女小渔》）、九华（《花儿与少年》）、《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主人公、《抢劫犯查理和我》中的“我”等。他们拥有比较旺盛的生命力去面对现实层面上的巨大困境。由于是自愿选择以留学的方式移居海外，所以在面对国外社会底层的生活困境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中会少了一些乡愁和不得已被放逐的埋怨，而多了一定程度上的在文化、社会生活习俗、心理与语言上的自我适应、调整，从而更能清醒地正视异域生存的代价。如《无出路咖啡馆》中女主人公为了长居美国，摆脱FBI调查，毅然离开检察官男友；《抢劫犯查理和我》中的“我”，为了摆脱留学生活的艰辛，而接受麻木的爱情，忍受没有感情的婚姻，企图利用男友来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
这些初到美国的青年留学生，在社会中不受关注、不被尊重，所以对无奈现实的执着反抗和挣扎是他们呈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形象。江伟为了绿卡，无奈让女友小渔与意大利老头假结婚；九华因为受到新家庭、新环境的排斥，曾截去一截食指以示反抗，这样的方式虽说残酷却显得壮烈。他们强烈地隐喻着一部分华人在异质文化下的迷茫和执着，并试图去改变生活，摆脱窘迫，希望通过做点事情来改变这种“漂流”和“无根”的状态。

二、婚姻失败、生活暗淡的留学生

严歌苓作品中有一类经历了婚姻失败、生活境遇不佳的留学生，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伊娃、《女房东》中的老柴、《阿曼达》中的杨志斌等。他们在情感的探寻上表现得更为敏感，经济窘困和感情匮乏交织困扰着他们。严歌苓在勾勒这些形象时，把他们放置在了人性的考验之中，赋予了他们各种各样的特性：或单纯或复杂，或扭曲或僵化，在极力阐释人性的奇谲的世界。伊娃为了金钱，以自己健康的母体为资本帮助亚当。在这里母体成为了赚钱的机器，人性的沦丧被地展现了出来，不禁叫人感叹繁华的物质世界背后那人性的自私与冷漠。
严歌苓在塑造这些婚姻失败过后的留学生形象时，依然保持着对真爱的呼唤和探寻，“在我其他作品中，我想我也在做类似探究：看看爱情究竟是不是存在，爱情是不是人本性中的东西”。情与爱作为人类的本能，是人精神世界的基本支柱，作为当代女性作家，无论在其笔下叙述过多少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塑造过多少叛逆怪诞的人物形象，她始终试图去寻找世间超越了种族、文化等种种界限的爱情，保留着这一审美意义上的理想。
如《女房东》讲述了四十八岁的老柴通过对女房东的各种私人物件幻想女房东的生活以及与女房东之间暧昧情感的故事，细腻地展示了老柴因为情感的孤独，而产生的对男女之间微妙情感的幻觉所表现出的复杂心理。老柴的这份爱显然并不能在现实中得到落实，但是在精神世界里，这份感情成了老柴的依靠。
严歌苓突破了传统女性意识中“男人将事业、权利放在第一位，女人将爱情放在第一位”的观念，在其笔下，男人和女人对爱情的渴求都是一样的。在其另一部留学生题材作品《阿曼达》中，也表现了中国男人杨志斌在冰冷的婚姻之外对爱情的极度渴求。

三、精神与现实疏离的已婚留学生

严歌苓笔下还有一类是处于婚姻生活中的留学生，他们由于生活在压抑论文导读：
的环境中，不满足于当下的婚姻状态和情感生活，而祈盼在婚姻之外寻找另一份精神的、心灵的寄所，如《花儿与少年》中的徐晚江、《约会》中的五娟、《红罗裙》中的海云、《密语者》中的乔红梅等。对于他们来说，留学已经不是改变命运的出路，而是丰足的家庭生活之外，一个类似消磨时间或者业余学习的项目，灵魂的空虚与失落，成了他们最大的困境。他们身处异国边缘，面对无法交流、无法相互理解的生活环境，无奈压抑自己，同时渴望寻求到释放的出路。如此“不安于现状”的心理导致了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如徐晚江、五娟、海云把希望寄托于同样不被美国社会接受的下一代，而乔红梅则把精神世界寄托在遥远的故乡。她放弃了国内的一切，来到美国，面对美国冰冷的高楼、纵横交错的连锁机构以及冷漠的人情，她开始怀疑自己对故乡的愤恨，开始相信并把精神情感寄托于乡愁。
严歌苓在叙述这些人物时，其笔调不禁蒙上了一层感伤与同情的色彩，还给他们设下了“无家可归”的现实命运。
其作品中的人物魅力来源于严歌苓真实人生的艺术化。她借留学生形象抒怀自我，关照他人。异国他乡的漫游经历，带给她更加丰富敏感的视角和感受，“漫游为有限的视角的叙述个体提供了自由流动开放的活动空间，人物的视听言行因此有了某种流动性和开放性，而作品也较容易展示作者意图展现的不同场景”[3]。她结合自己真实的国内经历和背景，把个体的人放到了异质文化的矛盾冲突中来思考自我归属，思考人性，从而更能打动读者。其笔下的一些人物、事迹正是她本人亲历亲受的，如《无出路咖啡馆》曾一度被认为是严歌苓半自传性的作品，《学校中的故事》、《失眠人的》、《抢劫犯查理和我》等都是她根据自己外国留学经历的所见所感而创作的。她常常收集前几代移民的历史资料，吸取别人故事的精华，通过别人的故事，来揭露、文化缺失，关怀艰难生存下的小人物的人生。她一方面审视固有的文化传统，调适中西文化的兼容并举；另一方面她带着更多的思考探寻灵魂的栖居之所，从而打开了一种独特的放逐书写和叙述风格。
总之，严歌苓笔下各色留学生形象的出现，不仅与其自身的生存体验和审美意识有关，而且深受时代际遇的影响。留学生们，由于本土文化、个人生存现实的影响，他们带着一些“包袱”去往国外，面对焕然一新的不被接受的异世界，这些“包袱”反而更难以摆脱。他们有的循着情感记忆在这些“包袱”中迷失，有的奋力在艰难的现实中寻找真实自我，这些都使得人物形象更具深刻性。
注释：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性与文学》，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3]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探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源于：科技论文写作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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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婷 云南省大理学院 67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