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激化以生命观角度医患矛盾激化理由
最后更新时间：2024-04-04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点赞:4469
浏览:11007
本站原创
点赞:4469
浏览:11007
论文导读：以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后来德国唯心主义等哲学思想，仍是强调身心二分。拉美特立的著作《人是机器》，作为近代医学代表作，实际虽然强调人的身体是机器，打破神学束缚，但对人的精神活动，即理智与心灵，却未作解释，其对医学的定义仍然局限在身体疾病的范围内。正是因为灵魂不死与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如此之大，欧洲医学在医学
【摘要】 生命观在医学领域具体体现为身与心的关系问题，以不同的生命观为基础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医学思想，以及各自不同的医患关系。欧洲的传统生命观强调身心二分，中国的传统生命观则是强调身心一元论。由于生命观差异，造成了医患对现代医学的误解，继而激化了医患矛盾。让患双方都全面的认识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 生命观； 医患矛盾
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总体看法，是医学思想的基础，在医学领域内具体体现为身与心的关系问题。以不同的生命观为基础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医学思想，以及各自不同的医患关系。
1 西方医学思想的生命观基础
现代医学的前身是欧洲基督教医学，其生命观是与其宗教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强调神创论与灵魂不死。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生命分为肉体与灵魂两部分，灵魂活动指的就是人的思想、精神活动。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只是身体的疾病，而灵魂则是永恒的，与上帝相一致，所以灵魂的问题则只能通过上帝的关怀来解决，上帝的关怀主要通过患者向代表上帝的神职人员忏悔、祷告、布道来实现。因此，中世纪欧洲医学，就表现为独特的身心二分现象，这一时期的医学技术与理论著作基本都是关于身体疾病的记载，精神疾病的治疗则被归为宗教活动。
这种身心二分的传统在欧洲一脉相承，至近代宗教神权瓦解以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后来德国唯心主义等哲学思想，仍是强调身心二分。拉美特立的著作《人是机器》，作为近代医学代表作，实际虽然强调人的身体是机器，打破神学束缚，但对人的精神活动，即理智与心灵，却未作解释，其对医学的定义仍然局限在身体疾病的范围内。正是因为灵魂不死与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如此之大，欧洲医学在医学与宗教分离很长一段时期以后，才专门注意到人的精神疾病，进而分化出单独的精神科。
2 中国古代医学思想的生命观基础
中国的传统生命观与欧洲基督教思想截然不同，《左传》有一段代表性的论述：鲁昭公七年，子产赴晋，晋赵景子问鬼，子产答道：“人生始而化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三世执政柄，其用物也多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源于：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www.7ctime.com
”。魄，指形体；魂，指灵魂。魄是生理，魂是心理。依子产所言，虽然承认了鬼的存在，但是却强调先有形体，后有灵魂，灵魂只是肉体的产物而已。肉体上处境好，用物精多，身体和心灵就会比别人更强。人如果到衰老而死，生理衰老直至停止，心理也就一并衰老至停止了。如果生理并未衰老而骤然横死，由于生前魂魄蓄势太厚，经久不散，于是遂有鬼的现象。这种鬼也不是永存的，魂魄蓄势散尽，鬼也就消失了。这是中国古代对于生命与鬼神的解释，这时的中国人已经摒弃了灵魂观，摒弃了身心二分的想法，强调身心一元论。
这种观点被儒家、道家秉承。儒家在生命观上强调“与天地参”，使人与宇宙构成和谐的共生整体，人从宇宙生命那里获得自身的物质与精神生命，因此这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有机宇宙观，与西方的二分宇宙观不同。“在西方的宇宙观中，一切物质世界的变动与展开，都需要落在时间架构里面讲，而将精神世界排斥在外，成为截然对立的二分法思想。而儒家宇宙论不同，它所包含的不仅是物质世界，还有精神世界，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3]。道家则强调“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淮南子·原道训》），“神者生形者也，形者成神者也，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神无形则不住，形无气则不变，气无形则不立，故云神形者，受气之本也；气者养形之根也”（《道枢·胎息篇》），“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淮南子·原道训》），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4]。
3 东西方不同生命观基础所造成的医学思想冲突
儒家、道家的观点一直作为社会主流观点，即使有强调“明鬼”的墨家和外来佛学的传入，其主流思想地位一直未被撼动。中国古代医学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诞生和发展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是《》，在其成书时期，中国“显学”莫过于儒道，而儒道两家的生命观都不承认灵魂不死，在这种“生命观”前提下，才产生了独特的“形神合一”思想。“形神合一”理论强调：精神活动都是不论文导读：
能脱离肉体的，甚至是以肉体为基础的，肉体的疾病会影响精神，精神的异常也会影响肉体。七情内伤、情志致病等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由此可见，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医学，从其理论奠基时代起，就将心理、精神的异常全部归纳在医学范围之内，形成了与欧洲迥然相异的医学思想。“形神合一”的思维一直延续至今，在社会思想中仍是主流。
欧洲医学传入中国的初期，是与教会活动紧密相关的，它秉承了在欧洲的传统，医学专注于身体疾病，精神疾病则有神职人员负责。但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顺利，而针对于身体疾病的欧洲医学技术却大受欢迎，并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自晚清政府起，民国政府、乃至新中国政府无不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医学技术，这就形成了“身心分离”的状况。
由于中国的传统医学思想是身心一元论，传统医学本身就包含了心理精神问题的内容，这就使得人们在接触欧洲医学时也以“形神合一”的尺度去衡量，误以为所接触到欧洲医学技术本身已经包含了身心两方面内容，这使得欧洲医学在中国传播越广，其“身心分离”问题就越严重。当欧洲医学在医疗系统成为主流以后，就在思维上形成了心理精神健康意识的缺失问题。虽然后来在中国的医疗系统内也设置了心理精神疾病分科，但社会主流思想与欧洲医学思想之间的鸿沟仍未有太大改变。
心理健康意识的缺失，不仅影响了患者的诊治，也反过来成为医患矛盾的重要诱因。患者缺少心理健康意识，将心理异常误认为身体疾病，医治无果后反将责任归咎于医生、医院。医者缺少心理健康意识，将心理疾病误认为身体疾病，治疗时事倍功半，反被患者误认为过度治疗等，加剧医患间的不信任。所以，现代医学下的医患关系比传统医学下的医患关系更紧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统计，50%以上的医疗纠纷并不是因医疗技术而引发的，多是由于医患交流障碍导致患者或其家属对医院、医者不满意所引起的[5]。因此，医患沟通不足、沟通障碍，被认为是引起医患矛盾甚至医疗事故争议的重要原因[6]。而医患沟通不足的原因，一方面被认为是缺少沟通的技巧[5，7]，更普遍的则被归咎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冲突[8]。重科学轻人文的问题固然存在，但更深层次，则是医学思想基础的差异。绝大多数时候，并非是由于中国人不懂得“人是一个值得被照顾、尊重、养育理解和帮助的有价值的个体”[9]，而是由于生命观差异而造成的临床思维盲区。医患矛盾激化反映出的并非是简单的“专业沟通技术”的缺乏或“人文关怀”的缺失，而是中国与欧洲传统生命观思想之间的鸿沟。只有让患者与医者双方都全面的认识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洛伊斯·玛格纳.医学史[M].刘学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
钱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4.
[3] 张舜清.儒家生命的精神模式及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2008，18（3）：294-299.
[4] 章文春.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与中医导引[J].江西中医学院学，2009，12（21）：6.
[5] 周小金.医患沟通中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6，5（17）：18-19.
[6] 郭金龙，刘海军.患者知情权在预防医纠纷中的作用[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02，9（5）：496.
[7] 方爱珍.医院医患沟通障碍原因分析[J].医院管理论坛，2007，24（2）：51-52.
[8] 王羽，卢祖洵.医学与人文[J].中国医院管理，2008，28（6）：7.
[9] 黄行芝，刘义兰，杨春.关怀护理学——华生人性关怀理论在护理中的应用[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4.
（收稿日期：2012-11-26） （本文编辑：王宇）
【摘要】 生命观在医学领域具体体现为身与心的关系问题，以不同的生命观为基础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医学思想，以及各自不同的医患关系。欧洲的传统生命观强调身心二分，中国的传统生命观则是强调身心一元论。由于生命观差异，造成了医患对现代医学的误解，继而激化了医患矛盾。让患双方都全面的认识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 生命观； 医患矛盾
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总体看法，是医学思想的基础，在医学领域内具体体现为身与心的关系问题。以不同的生命观为基础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医学思想，以及各自不同的医患关系。
1 西方医学思想的生命观基础
现代医学的前身是欧洲基督教医学，其生命观是与其宗教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强调神创论与灵魂不死。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生命分为肉体与灵魂两部分，灵魂活动指的就是人的思想、精神活动。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只是身体的疾病，而灵魂则是永恒的，与上帝相一致，所以灵魂的问题则只能通过上帝的关怀来解决，上帝的关怀主要通过患者向代表上帝的神职人员忏悔、祷告、布道来实现。因此，中世纪欧洲医学，就表现为独特的身心二分现象，这一时期的医学技术与理论著作基本都是关于身体疾病的记载，精神疾病的治疗则被归为宗教活动。
这种身心二分的传统在欧洲一脉相承，至近代宗教神权瓦解以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后来德国唯心主义等哲学思想，仍是强调身心二分。拉美特立的著作《人是机器》，作为近代医学代表作，实际虽然强调人的身体是机器，打破神学束缚，但对人的精神活动，即理智与心灵，却未作解释，其对医学的定义仍然局限在身体疾病的范围内。正是因为灵魂不死与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如此之大，欧洲医学在医学与宗教分离很长一段时期以后，才专门注意到人的精神疾病，进而分化出单独的精神科。
2 中国古代医学思想的生命观基础
中国的传统生命观与欧洲基督教思想截然不同，《左传》有一段代表性的论述：鲁昭公七年，子产赴晋，晋赵景子问鬼，子产答道：“人生始而化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三世执政柄，其用物也多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源于：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www.7ctime.com
”。魄，指形体；魂，指灵魂。魄是生理，魂是心理。依子产所言，虽然承认了鬼的存在，但是却强调先有形体，后有灵魂，灵魂只是肉体的产物而已。肉体上处境好，用物精多，身体和心灵就会比别人更强。人如果到衰老而死，生理衰老直至停止，心理也就一并衰老至停止了。如果生理并未衰老而骤然横死，由于生前魂魄蓄势太厚，经久不散，于是遂有鬼的现象。这种鬼也不是永存的，魂魄蓄势散尽，鬼也就消失了。这是中国古代对于生命与鬼神的解释，这时的中国人已经摒弃了灵魂观，摒弃了身心二分的想法，强调身心一元论。
这种观点被儒家、道家秉承。儒家在生命观上强调“与天地参”，使人与宇宙构成和谐的共生整体，人从宇宙生命那里获得自身的物质与精神生命，因此这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有机宇宙观，与西方的二分宇宙观不同。“在西方的宇宙观中，一切物质世界的变动与展开，都需要落在时间架构里面讲，而将精神世界排斥在外，成为截然对立的二分法思想。而儒家宇宙论不同，它所包含的不仅是物质世界，还有精神世界，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3]。道家则强调“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淮南子·原道训》），“神者生形者也，形者成神者也，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神无形则不住，形无气则不变，气无形则不立，故云神形者，受气之本也；气者养形之根也”（《道枢·胎息篇》），“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淮南子·原道训》），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4]。
3 东西方不同生命观基础所造成的医学思想冲突
儒家、道家的观点一直作为社会主流观点，即使有强调“明鬼”的墨家和外来佛学的传入，其主流思想地位一直未被撼动。中国古代医学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诞生和发展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是《》，在其成书时期，中国“显学”莫过于儒道，而儒道两家的生命观都不承认灵魂不死，在这种“生命观”前提下，才产生了独特的“形神合一”思想。“形神合一”理论强调：精神活动都是不论文导读：
能脱离肉体的，甚至是以肉体为基础的，肉体的疾病会影响精神，精神的异常也会影响肉体。七情内伤、情志致病等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由此可见，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医学，从其理论奠基时代起，就将心理、精神的异常全部归纳在医学范围之内，形成了与欧洲迥然相异的医学思想。“形神合一”的思维一直延续至今，在社会思想中仍是主流。
欧洲医学传入中国的初期，是与教会活动紧密相关的，它秉承了在欧洲的传统，医学专注于身体疾病，精神疾病则有神职人员负责。但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顺利，而针对于身体疾病的欧洲医学技术却大受欢迎，并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自晚清政府起，民国政府、乃至新中国政府无不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医学技术，这就形成了“身心分离”的状况。
由于中国的传统医学思想是身心一元论，传统医学本身就包含了心理精神问题的内容，这就使得人们在接触欧洲医学时也以“形神合一”的尺度去衡量，误以为所接触到欧洲医学技术本身已经包含了身心两方面内容，这使得欧洲医学在中国传播越广，其“身心分离”问题就越严重。当欧洲医学在医疗系统成为主流以后，就在思维上形成了心理精神健康意识的缺失问题。虽然后来在中国的医疗系统内也设置了心理精神疾病分科，但社会主流思想与欧洲医学思想之间的鸿沟仍未有太大改变。
心理健康意识的缺失，不仅影响了患者的诊治，也反过来成为医患矛盾的重要诱因。患者缺少心理健康意识，将心理异常误认为身体疾病，医治无果后反将责任归咎于医生、医院。医者缺少心理健康意识，将心理疾病误认为身体疾病，治疗时事倍功半，反被患者误认为过度治疗等，加剧医患间的不信任。所以，现代医学下的医患关系比传统医学下的医患关系更紧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统计，50%以上的医疗纠纷并不是因医疗技术而引发的，多是由于医患交流障碍导致患者或其家属对医院、医者不满意所引起的[5]。因此，医患沟通不足、沟通障碍，被认为是引起医患矛盾甚至医疗事故争议的重要原因[6]。而医患沟通不足的原因，一方面被认为是缺少沟通的技巧[5，7]，更普遍的则被归咎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冲突[8]。重科学轻人文的问题固然存在，但更深层次，则是医学思想基础的差异。绝大多数时候，并非是由于中国人不懂得“人是一个值得被照顾、尊重、养育理解和帮助的有价值的个体”[9]，而是由于生命观差异而造成的临床思维盲区。医患矛盾激化反映出的并非是简单的“专业沟通技术”的缺乏或“人文关怀”的缺失，而是中国与欧洲传统生命观思想之间的鸿沟。只有让患者与医者双方都全面的认识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洛伊斯·玛格纳.医学史[M].刘学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
钱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4.
[3] 张舜清.儒家生命的精神模式及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2008，18（3）：294-299.
[4] 章文春.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与中医导引[J].江西中医学院学，2009，12（21）：6.
[5] 周小金.医患沟通中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6，5（17）：18-19.
[6] 郭金龙，刘海军.患者知情权在预防医纠纷中的作用[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02，9（5）：496.
[7] 方爱珍.医院医患沟通障碍原因分析[J].医院管理论坛，2007，24（2）：51-52.
[8] 王羽，卢祖洵.医学与人文[J].中国医院管理，2008，28（6）：7.
[9] 黄行芝，刘义兰，杨春.关怀护理学——华生人性关怀理论在护理中的应用[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4.
（收稿日期：2012-11-26） （本文编辑：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