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少数民族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话语权

论文导读：历史和现实状态。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凡起例”而言，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应当是最直接的关注面。从最严格的逻辑判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即是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特别是在地球村信息传播时代，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更加值得深思。它曾经在传
摘 要：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影响力有限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缺少现实话语权。要超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眼界，具有争取现实话语权的抱负和决心，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关注对象，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实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的话语权。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 大众媒介 现实话语权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当前进入了发展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在成为一种学术共识，逐渐进入主流研究的视野，成为新闻传播源于：大学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研究领域正在崛起的文化现象。但是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依然未能真正进入主流研究，学术的影响力较为有限。究其原因，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范畴模糊，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梯队等方面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缺少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话语权的把握，即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引导力、影响力较为有限。
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成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开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研究的新视角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首先源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以白润生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另辟蹊径，揭开了新闻历史研究新的一幕。这种研究的路径，既符合新闻传播研究的一般规律，也奠定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扎实基础。嗣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也是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为发端。历史的研究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整体研究发挥了“开山”之功。
历史的研究其实也是现实研究的一种方式。任何历史的梳理和思辨，绝不仅仅限于对历史本身的责任，即不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最高目标。历史的真正价值，应该在于对现实的启示。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发展轨迹中，不仅展示着历史本身的样子，更是积淀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历史所固有的传承秉性下，这些特点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中，将会依然保持顽强的惯性（延续性）。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就是在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这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支撑点。
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逐步厘清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范畴和基本概念。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之初，总会面临何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之问。如果不能基本解决，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在学界奉献出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在内的一系列传播史成果之后，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就有了最初的轮廓。这使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时催生并演变成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目前，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依然存在很大争议或朦胧之处。对此概念诠释的层次会有多个版本，但是，笔者觉得最核心的范畴是“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也许这可称为是“狭义”的定义。在当前的学术习惯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内涵较为广泛，既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和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这就意味着，很多汉语媒介也被纳入其中（汉语媒介当然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平台，但并非最典型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形态）。这就极易造成研究范畴的泛化，不利于凸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独特价值。
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应该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语言媒介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代表作，而且其中最真实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实状态。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凡起例”而言，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应当是最直接的关注面。从最严格的逻辑判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即是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特别是在地球村信息传播时代，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更加值得深思。它曾经在传播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正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存在，如果是一种必然，那么，在各民族融合日益深刻的今天，它的存在是一种内在逻辑，还仅仅是国家民族政策的外在符号？它的传播到底具有多大的效果？它会拥有明天吗？撰写一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完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还原，既是一种历史姿态，更是现实的需求。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中，全面的梳理应逐渐向专项研究过渡。按照一般的逻辑，只有在地方传播史论文导读：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是个禁区。我认为，研究无禁区，可是要做出研究结论，特别是出版发表的时候，要全面、慎重、严谨，反对片面、极端、草率，真正使研究成果有益于学术，也有益于国家和社会。”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不敢研究，怕有风险；一是担心研究成果不能发表，劳而无功。白先生已经非常清
、媒介史、个案研究等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就“通史”。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是先有“通史”，才有地方史和媒介史的拓展。这种研究模型，可能容易捕捉新闻传播史的经典历史“镜头”，具有全域眼光，但也会使历史的认识和判断失之偏颇。要全面开展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史的编撰。要集中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并促成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的完成。要集中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媒介个案。要挖掘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理念、思想、编辑方针等传播的特殊性，最终实现由新闻传播历史向新闻传播理论的推进。

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争取现实话语权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影响力有限的最关键之处，在于这些研究尚未取得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的话语权。
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开山鼻祖”，而且在目前的研究成果系列中占据了主要份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的研究与现实之间自然会保持较大的距离。就总体格局而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开拓远远落后于对历史的关照。
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研究的严重缺乏，可能还来源于一种深刻的心理障碍：对民族问题敏感性的“惧怕”。民族问题对国家发展、稳定的重要性、特殊性不言而喻，在民族问题上秉持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必要性亦无需多加论证，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严肃性、严谨性，也是学术研究的自在规范。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疏忽或回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研究的理由。白润生先生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12月3日）中就直接批评了这种心态：“我还要指出，有少数同志存有畏难情绪，他们怕犯错误。有人说民族、宗教问题都是敏感问题，不敢触及这方面问题，怕违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又怕研究成果没有地方发表，因为有些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的负责人怕因一篇文章的发表，一部书的出版丢了乌纱帽，很不值得。的确，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需要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尤其是要认真学习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并要有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是个禁区。我认为，研究无禁区，可是要做出研究结论，特别是出版发表的时候，要全面、慎重、严谨，反对片面、极端、草率，真正使研究成果有益于学术，也有益于国家和社会。”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不敢研究，怕有风险；一是担心研究成果不能发表，劳而无功。白先生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研究“无禁区”，只要“有益于学术，也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就是学术成就。也许回避的理由是民族问题的所谓“敏感性”。实际上，“敏感”问题也往往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关键问题。如果连面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自信都不具备，何来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并对传播的现实给予引导呢？而对于成果的发表，实际上，涉及民族问题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恰恰因为具有跨学科的优势，兼具多学科特点，其发表的平台和媒介反而要比单个学科的成果发表途径更加广泛些。源于：毕业设计论文网www.7ctime.com
摘自：毕业论文 格式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