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路径后“五四”时期语言路径与话语传播

论文导读：纪30年代出现的“大众语”问题，是继“五四”白话文之后汉语书面语如何建设、发展和规范的一个重要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次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大众语”运动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共同构成了汉语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演变史。所谓“大众语”，是指以“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
摘要：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了语言变革三次大的运动。“大众语”问题的产生及其倡行引起了创作思想和文体形式的变化、促成了大众化意识的形成，并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思想界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文化士人，借助“大众语”所进行的各自的话语表述和思想场域。
关键词：语言；“大众语”；“大众化”意识
语言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成为不同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表征。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众语”问题，是继“五四”白话文之后汉语书面语如何建设、发展和规范的一个重要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次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大众语”运动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共同构成了汉语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演变史。所谓“大众语”，是指以“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为目标的一种书面语。作为在20世纪30年代特定语境中对“五四”白话文的一次反思和修正，它所提出的语言大众化命题，确立了汉语文言-白话-大众话的发展走向，确立了“大众标准”和“大众方向”路径，促进了现代语言变革和白话文学大众化、底层化与普通化的转变。可以说，“大众语”是近现代以来白话文运动自身逻辑发展的一次演进，是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深化，在语言学和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众语”问题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在复古思潮影响下，一些保守人士鉴于白话文在教学和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借助地方政府的推动，不顾国民党政府之前颁布的中小学“禁止采用文言教本”的通令，在中小学教学中提倡尊孔读经、使用文言。在此语境下，时任苏州中学校长的汪懋祖于《时代公论》上发文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徒求感源于：论文 格式www.7ctime.com
情之奔放，无复理智之制驭”， ①提出小学参教文言，初中必读孟子的主张。配合汪氏的言论，许梦因相继在《日报》《时代公论》上发表《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告白话派青年》等文章，明确反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汪、许二人言论甫出，即遭致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高级官员吴研因的批驳，吴认为小学阶段还不能教授文言文，初中也只能选读《孟子》一类的古书，并对白话文进行了相应的辩护。②继之，汪、吴二人作为正反两方代表，分别撰文相互批驳。由于当时文白之争在思想文化界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所以尽管有不少人提醒双方注意话题的范围（仅限于中小教育是否教授文言），吁请大家保持理智，但这一争论还是不可避免地由教育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胡适、鲁迅、任鸿隽、何鲁成、龚启昌、柳诒征、余景陶、曹冀远、翁率平、刘百川、李子魁、魏猛克等纷纷著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反白话、复兴文言的论调，时在上海的陈望道、曹聚仁、陈子展等决定以迂回的策略和战术，即通过反白话来保护捍卫白话，提出一种比白话还要“白”的“大众语”。
关于“大众语”问题的出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陈望道有过这样的回忆：
一天（注：大致时间是1934年5月底6月初），乐嗣炳来看我，告诉我说：汪在那里反对白话文。我就对他说，我们要保白话文，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文还不够白。他们从右的方面反，我们从左的方面反，这是一种策略。只有我们也去攻击白话文，这样他们自己就会来保白话文了。我们决定邀集一些人在一起商量商量。第一次聚会的地点是当时的“一品香”茶馆。应邀来的有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王人路、黎烈文（《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加上我和乐嗣炳共12人。会上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大众语”这个比白话文还新的名称。③
陈望道的回忆应是准确可信的，陈在当时还曾给参与发起“大众语”的同仁们写过一封信：
予同、径

三、士仁、守实诸先生：

弟近鉴于复古气味极重，如不努力，连以前我们曾经拚命争得的一点白话，也将不保。己约了十几人，作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 此次运动，无一左翼在内，想不致引起纠纷。倘蒙各位同意，务乞遥为声援，敬当为无数青年百拜以谢。若更奋发，一同列名，尤为欢喜。此次聚仁颇努力，誓为杂文作防御战，予同、守实二史家应为特笔。诸位近状，无限悬念。即祝健康！
晓 风
六月十日（一九三四论文导读：
年）④
信的内容与陈望道日后对此事的回忆基本一致，不但表明了发起“大众语”乃因复古而起，也表明了他们最初的设想是要将“大众语”做得比白话文还要浅白实用。
另一“大众语”发起参与者曹聚仁也有过类似的回忆：
一九三四年夏，一个下午，我们（包括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和我）七个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哩饭店，有一个小小的讨论会。讨论的话题即是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而来。……我们认为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因为我们所写的白话文还只是士大夫阶层所能接受，和一般大众无关，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同时，我们所写的，也和大众口语差了一大截；我们只是大众的代言人，并不是由大众自己来动手写的。因此，大家就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并决定了几个要语，先由我们七个人轮流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意见，我们的主张，大致是相同的。⑤
根据曹的回忆，在决定提出“大众语”这一术语之前，他们事先征求了《申报·自由谈》主编张梓生的意见。张经过考虑后同意开放《自由谈》以刊载他们的文章。至于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撰文顺序，也是经过精心安排，最后由抽签决定，七个发起人中陈子展抽得了头签，曹聚仁第

二、以下依次为陈、叶、徐、乐、夏诸人，因此陈子展得以最先在《申报·自由谈》上发文。

陈望道等人提出的反“复兴文言”的策略和建设“大众语”所采取的迂回战术，获得了其他人的同意，因为他们注意到，如果要保卫“五四”白话文，必须提出新的甚至激进的口号，否则会出现被动防守的不利局面，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也许连“五四”白话文都保不住，于是大家决定提出新的口号“大众语”。“大众语”一经陈望道等人提出，即“信号一鸣，征骑四出”⑥。短短半年时间（1934年6月至12月），参与探讨的刊物达30余种。自《自由谈》相继发表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文，正式提出“大众语”名称以后，上海、北平、南京以及其他各地的许多报刊立即展开了关于这一汉语书面用语的讨论。《申报》的《读书问答》、《本埠增刊》、《电影专刊》和《业余周刊》、《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与《星期专论》、《大晚报》副刊《火炬》、《晨报》副刊《晨曦》，以及《社会月报》、《大美晚报》、《文学》、《现代》、《新生周刊》、《新语林》、《新垒》、《太白》、《读书生活》、《独立评论》等均陆续参与了讨论，发表文章共计400多篇。仅在1934年6、7月两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各报刊登载的有关“大众语”问题的讨论文章就有160余篇，论战者以百计，不但涉及北平、上海和南京三地各派知识分子，还包括广泛的社会普通人士。讨论的范围从语言文字，延及到文学、教育甚至电影等。形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众语”运动，成为当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件大事，反应了当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文化士人，借助“大众语”问题所进行的各自的话语表述和思想场域。
二“大众语”涵义考辨
尽管陈望道、曹聚仁等人一开始提出“大众语”时，各方对于其具体内涵并无一个统一的认识，但随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逐渐达成了共识，即讲求“语文合一”、“言文一致”。
首先，在形式上，“大众语”应具有听、说、读、写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陈子展从便利易懂的角度认为“大众语应是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⑦。陈望道认为此说有待商榷，“只提出说、听、看三样来做标准，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顾到”⑧，故在前说基础上添加了“写得来”一项。茅盾主张不要割断传统，要在继承“五四”白话文基础上建立“大众语”，即从白话文去掉有害的质素夹杂的文言、欧化的语调和一切不适合大众需要的东西。
在内容上，要求突出表现大众思想意识。陶行知认为“大众语”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话语，大众文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文字，将“大众语”解释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强调“大众语”与大众文必须合一，进而指出两条大众语运动的道路：一是知识分子参加大众生活，在大众语演进的基础上努力写作语文合一的大众文；二是将生活符号普及大众，使大众自己创造语文合一的大众文。⑨胡愈之从抽象的意识、语言的价值立场、阶级区隔和文化权力出发，将“大众语”解释为，“大众语应该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而不含任何封建意识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言语，最适应表论文导读：尽力做到明白、浅显、易懂却是共识。即便连胡适也认为，“如果有心作大众语的文章，向那绝大多数老百姓说话，最好要字字句句他们都听得懂。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个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13。而任白戈在《新语林》创刊号上发表《“大众语”的建设问题》一文，可以看
现大众的生活与思想的言语”。⑩胡愈之所谓的“大众语”，实际上指的是“大众语文”或“大众语文学”，后来得到叶圣陶的赞同，叶认为胡说兼顾了内容与形式两方要素。当然，胡愈之把“大众语”解释做“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道出了“大众语”最本质的东西，即用大众意识去颠覆白话文学以降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启蒙关系。署名闻心的论者赞同胡愈之的说法，认为“大众语”须在形式和内客上一致，即在用语、写法、思想上全都抛弃过去的东西，只有最能代表大众的需要、呐喊、情绪，最能表现进步群众的意识的语言，才是真正的“大众语”。11
尽管作为语言学家的黎锦熙主张“‘大众语’是一种有建设性而不具阶级性的标准方言”12， 但“大众语”被要求贴近“大众”，尽力做到明白、浅显、易懂却是共识。即便连胡适也认为，“如果有心作大众语的文章，向那绝大多数老百姓说话，最好要字字句句他们都听得懂。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个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13。 而任白戈在《新语林》创刊号上发表《“大众语”的建设问题》一文，可以看做是对“大众语”最全面的界定：
大众语是随着文言—白话之后产生的一种语言，但它必然是超过文言和白话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必然是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需，为大众所用。即必然是拿来为大众服务而且很适合于为大众服务的，如果再换一句话反过来说，那末大众语就是一种拿来传达大众的思想与情感而且很适宜于传达大众的情感的语言。更具体地说，就是一种使大众写得出，看得懂，读得出，听得懂的语言。14
这一解释字里行间透露出“大众语”是大众这个阶级的意识需求，十分符合当时“大众语”问题多数参与者的共识。因为在他们看来，要建设“大众语”，言语是不能和意识分开的，要获得新的意识，首先就要获得新的语言。
那么，这种“意识”是什么呢？在参与者傅东华看来，意识与文体相关联，“不同的意识常必配合着不同的文体或话体；掉过头来，就是从一个人的文体或话体常可看出那人的意识”15 。这一看法并不只是傅东华一人的观点。胡愈之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让所谓没落的社会意识混进“大众语”当中去，原因就在于他坚信这种没落的社会意识一直蕴含在“‘中国旧语文的鬼怪’文言，礼拜六派的文学，张恨水的小说，戴上了风格、性灵、语录体等面具的作品”16之中，而新建立起来的“大众语”则应是先进意识的代表。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论者的认同，“大众语一方面是要破坏陈腐的语文形式与所寄托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新的语文工具传播进步的文化意识于大众中间”17。 按照他们的逻辑表述推断，文言对应于封建思想意识，“五四”白话文对应于资产阶级文化意识，那么“大众语”则对应于大众意识。但是，现实中大众的意识常常“又是落后的、混杂的、肤浅的”；因此，“大众语”的大众意识不是现实中大众实际的意识，它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大众意识，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尚未存在。
正因“大众语”的大众意识与现实中的大众意识不一致，所以现实大众的意识就要向理想的大众意识转化，以便生成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使之走向统一，即“要在大众应有的姿态和现实存在着的大众的姿态之间，填充一种可以叫作大众信赖的信念。由此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将潜在阶级意识明显化”18。 在他们看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www.7ctime.com
来，文言话语剥夺了一般民众的语言言说能力，“五四”白话话语同样未能使一般民众获得话语言说的权力。因此，大众无法言说自己，也不能读解别人，“大众没有取得够用的思想的符号，情感的符号，行动的符号，总而言之，没有取得充分的生活的符号，大众的符号是和大饼一样的贫乏”19。 因此“大众语”的建设就有了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中国，语言运动发展到1930年代，‘大众语’的出现表现了一种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造成需要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从而参与到政治革命中来的愿望，因此，这个阶级就需要一种同样新的语言来表达，大众语从某种意义上既是对大众的一种召唤，也是对大众意识的一种创造”20。三“大众化”意识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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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面对大众体现出的是“化大众”意识的话，那么，“大众语”运动时期体现出的则是“大众化”论文导读：
意识。“如果说切音字运动所呈现出的是一种知识分子教育大众的单向过程，白话文运动所呈现出的是知识分子尝试着与大众结合的双向过程，那么大众语运动所呈现出的则是知识分子学习大众的逆向过程，它将对大众的同情心转化为一种崇拜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层在主体意识上的一次重要变迁：由‘化大众’走向‘大众化’”。21 这种心态和意识从“大众语”倡导者们的言辞中可以明显感知到。陈子展在谈到如何创作“大众语”诗歌时，曾这样说过，“只有同情大众，理解大众，投身到大众一群里，和大众同呼吸、共痛痒，携手前进，取得大众的意识，学得大众的语言，才能创作大众的诗歌”22。
在“大众语”倡导者们的心目中，“大众”乃希望与理想所在，是被用来作为抵抗外敌、拯救自我的力量。
与“五四”时期人们弥合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做法不同， “大众语”倡导者们有意凸显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差异。他们将二者分为两个不同阵营，把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不但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且还应该为大众文化水平低下、愚懦无知负一定的责任。他们指责知识分子“为巩固特权，利用封建汉字厉行策，一方面把僵死了的汉字捧为‘国粹’，另一方面也做点改良主义的欺骗”，致使大众虽想获得文字话语权，但“无法攻钻难说难识难写的方块字，于是永远被禁锢在‘愚昧、黑暗、野蛮’的深渊里”23。 这大体已表明当时的知识阶层对自我的认知，与先前社会精英角色的主体意识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自我贬抑的变化。
另一方面，在自我贬抑基础上，他们认同大众具有的力量甚至想要依赖这种力量。但现实中的真实大众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低下， 难免与知识分子们所要认同和依赖的大众存在差距。对此，他们对待大众的心理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一种面相是沿袭了“五四”时的文化士人观念，即同情大众又不看轻自己，要求突出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导向作用。反映到“大众语”问题上，即主张“大众语”及其“大众与文学”由知识分子来命制，因为大众的力量尚未成长壮大。另一种面相是坚持以大众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主张将大众中的“前进”分子与“落后”分子区分开来，即先从进步的大众着手，训练进步的大众，再去教育意识落后的大众。第三种面相则坚持以大众为核心，忽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体现出激进的色彩，强调大众之所以表现出愚懦无知，正是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把持文化知识使然，而大众本身无过错。在“大众语”问题上，有意回避语言上的言文分离，坚持认为只要有大众存在，大众语本身就得存在，大众即使愚昧到了极点，却不能不说话，而他们所说的话，就可以称为“大众语”。 24 上述三类认知态度体现出一种重视大众的态度变化过程，其中所彰显出的正是大众意识的逐渐形成。
这种大众意识不仅体现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也体现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上。如萧乾曾这样称赞过大众的主要成分农民：“善良、纯朴、炽热的农民们的表现真了不起！他们的爱和恨，就像晴和雨那样截然分明。在琐碎率情上，他们显得比知识分子更迟钝他们不会虚伪的客套；但是在关键性的事情上，他们一丝也不苟。他们斗争时，坚决到底；修起堤来，太阳落山也不肯歇手。他们也有公私利益的矛盾也即是眼前的与远大的利益的矛盾，然而他们处理起那些矛盾来，真是又明朗又干脆。”25 即便连对“大众语”问题不甚关注的沈从文，在作品中也曾这样赞誉过水手与矿工：“他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人’来似乎洒脱多了。他们的行为，比起读了些‘子曰’，带了《五百家香艳诗》去桃源寻幽访胜，过后江讨经验的风雅人来，也实在还道德得多。这就是我们所称赞的劳工神圣，读书人面对这种人生时应当自愧。”26
这种对大众的赞誉，在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并不少见。 鲁迅对知识分子贬抑自我、看轻自己做过这样的批判，“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27。 因此他认为知识分子具有的态度和人格应是，“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28。 鲁迅的这段话，提出了论文导读：13胡适：《大众语在哪儿》，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7月29日。14任白戈：《“大众语”的建设问题》，载《新语林》创刊号，1934年7月5日。15傅东华：《大众语文学解》，载《文学》第3卷第3号，1934年9月1日。18尾崎秀树：《大众文学》，徐萍飞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20齐晓红：《作为“天足”运动的大
知识分子思想人格的独立问题，这与一些批评家把知识分子视为与历史前进步伐相悖逆的观点不同，鲁迅似乎想要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应是反民众的，也不是超民众的，抑或被大众化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民众中能思考、有觉悟的智识者，是“大众语”建设中的引导者。这或许是“大众语”问题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与启迪。
注释：
①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时代公论》第110号，1934年5月4日。
②吴研因：《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载《时代公论》第110号，1934年5月4日。
③陈望道：《陈望道谈大众语运动》，见文振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405页。
④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69-170页。
⑤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山版社1983年版，第464页。
⑥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前记》，上海启智书局1935年版，第1页。
⑦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
⑧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9日。
⑨19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7月4日。
⑩16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23日。
1117闻心：《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载《新生周刊》第1卷第23期，1934年7月14日。
12黎锦熙：《建设的“大众语’文学》，载《社会月报》第1卷第6期，1934年11月15日。
13胡适：《大众语在哪儿》，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7月29日。
14任白戈：《“大众语”的建设问题》，载《新语林》创刊号，1934年7月5日。
15傅东华：《大众语文学解》，载《文学》第3卷第3号，1934年9月1日。
18[日]尾崎秀树：《大众文学》，徐萍飞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20齐晓红：《作为“天足”运动的大众语：由“别字”讨论说开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21 24黄岭峻：《从大众语运动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22陈子展：《大众语与诗歌》，载《社会月报》第1卷第3期，1934年8月15日。
23叶籁士：《一个拉丁化论者对于汉字拜物主义者的驳斥》，载《中华日报·动向》， 1934年8月11日。
25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载《土地回老家》，平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06页。
26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385页。
2728：华圉（鲁迅）：《门外文谈》（十一），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9月9日。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后‘五四’时期的语言路径与话语传播”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YJA751057；四川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