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语境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中国诗歌

论文导读：朦胧诗歌之中，以欧阳江河和杨炼为代表的诗人也在尝试着将西方历史文化意识引入到诗歌的写作之中，但是，从当前来看，当时的新诗历史文化意识更多的是一种技巧维度上的进步，而从他们自身的诗歌文本本身来看，还是没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真实文化语境的表露。比如，在欧阳江河《没有写完的诗之古老的故事》中，写“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黑
摘要：语境实质上是语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形态，新时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条件下，中国诗歌的写作在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中，随着文化的转型，逐渐走向了“个体诗学”。中国诗歌反映出来的时代焦虑感，是基于封闭多年的汉语写作环境之下对全球化的一种弱势个体的焦虑，而民间立场与诗学立场的各种诗学争鸣也成为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写作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中国诗歌；焦虑
上个世纪中期，在西方国家相继由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就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蒙昧之中惊醒，并且开始对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与文化成果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我们开始审视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现象，而后现代文化语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逐渐发展成型。我们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本身应该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它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现实社会的无中心意识以及多元价值的取向，同时也排斥整体观念，并且强调异质性、特殊性与唯一性。其二是其文化语境的本质，即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还是语言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氛围或者环境，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诗歌以及诗人的审美情趣与价值观都在悄然地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最为直观的结果就是使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诗歌多元化与流派的多样化。但是，这样的局面仅仅持续了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后现代文化语境却为中国诗歌的异质化和多元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也对本土文化语境造成了遮蔽，最终使得中国诗歌走向“个体诗学”，并且逐步地边缘化。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与新诗语言政治问题

1.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此处提到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是指各种后现代思潮尤其是后现代诗歌文化对我国新时期的诗歌文化语境的干扰与削弱。新中国的文化史见证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由盛转衰的历程，而这种转变与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干扰和削弱是分不开的。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上，这段时间的诗歌被称作是中国后现代诗歌与其他后现代变体诗歌，比如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这一个时代曾经是中国新诗最为美好的时代，从《今天》等刊物之中，读者们每每能够发现那些能够撩拨心弦的佳句，然后“朦胧诗”的鼎盛到1981年就戛然而止，到了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所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朦胧诗”最终走向终结，从此之后，中国诗坛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诗歌流派的“试验地”，也有学者将这一批诗人称之为“第三代”。如果说“朦胧诗”的时代还是中国的诗人们在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哺育，传递的整体追求和寻觅西方新诗异化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三代”诗人的诗歌之中，就已经充斥了西方外来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早在北岛的最早组诗《札记》①中，就充满了外来语境的强侵：“飘/撕碎的纸屑”（《自由》），“网”（《生活》），在他的诗歌中，各种词性与词意已经完全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文化语境相偏离。再如，顾城在其《分别的海》中写道，“别叹气/也别捉住老渔夫的金鱼/海妖像水螅”以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的童话语境，已经丢弃了传统的修饰成分，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由式思维与情绪的表达之中，在中国传统的童话和传说之中没有“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更没有“海妖”，当然“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的表达方式也是完全西化之后的结果。
而在后期的朦胧诗歌之中，以欧阳江河和杨炼为代表的诗人也在尝试着将西方历史文化意识引入到诗歌的写作之中，但是，从当前来看，当时的新诗历史文化意识更多的是一种技巧维度上的进步，而从他们自身的诗歌文本本身来看，还是没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真实文化语境的表露。比如，在欧阳江河《没有写完的诗之古老的故事》中，写“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黑色的时间聚拢，一群群乌鸦/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英雄的痛苦变成石头/比山还要孤独”，这样的表述让我们联想到的是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从根本上来看，还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一种遮蔽的表现。
2论文导读：
.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呈现
关于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胡适面对梅勤庄的指责，就曾经做出了如下回应，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新诗的写作方面，在最初就面临着一个世界文学背景的问题。而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Stephen Owen在1990年在其《What Is Word Poety？》首次提出了现源于：论文开题报告www.7ctime.com
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政治问题，并且指出新诗首先不能够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同时由于现代汉语新诗又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为前提，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已经不能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
而在1993年，诗人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文学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一问题也激发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争论涉及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引发争论的问题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但是汉语以及汉语诗歌却无法赢得世界的认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问题。
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张，它同时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属性以及生活在该文化属性之中的人，迎接异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战，并且为捍卫改进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进行斗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与“后殖义”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些文化批评术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传承已经出现了断层，而域外诗歌文化的引入，则使得这一断层不断地加大，以往的写作甚至变成隔世之作，诗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语调已经失声，而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尝试也由于优秀诗人的青黄不接而呈现出“碎影式状态”。摘自：毕业论文翻译www.7ctime.com
为了进一步说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翻译体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民间写作现象。民间写作在诗歌写作之中往往被当做文化底层的传统语言被吸纳，并且在不断地充实现代城市的诗歌写作语言结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民间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大量的口语被运用，并且显现了民间诗歌写作以边缘解构中心的语言建构策略。这在翻译体现象横行的中国诗坛无疑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诗人于坚曾提到“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系的世俗方向， 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 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③。他认为，好诗在民间，这在中国当前诗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的诗歌写作已经基本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沦为了翻译体，在民间则还能够保留一些传统的、世俗的审美和语言。有的学者则认为，诗歌的精神在于它本身的独立性，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庞然大物，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其存在的全部目的。而后现代文化语境深层次的英语文化背景，是克隆诗界的普通话。但是，如果只会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开始自身的创作，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城市诗歌创作就必然会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那么，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底蕴就必然被我们全部抛弃，从而丧失文化尤其是诗学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独立的品格。

2.翻译体与诗学共鸣

然而，是否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就必然导致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全面败退，而汉语言沦为世界诗歌的成功的一个注脚呢？我们认为翻译体对于促进诗学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我们不断地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地向西方文化渗透。我们这里提到的翻译体现象，如果从文化的交流和共鸣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诗学文化与西方诗学文化接轨的过程。虽然这一个“接轨”的过程中，参论文导读：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但是，诗歌本身的存在就是独立的，它无论对于何种语言资源的借鉴或者引用，都不应该对其独立性造成改变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使得中国语言诗歌话语建构问题复杂化，但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责任，必然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歌产生共鸣。注释：①《
与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写作”，而不是代表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民间写作”，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那么这种“知识分子写作”无疑更能够体现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以及翻译中的语言政治。我们注意到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有“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子，但是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霸权”必然无法实现真正的霸权，而会被东方文化削弱。“井水不犯河水”的诗歌写作文化语境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从时空的角度来衡量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虚拟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话语和符号。局限于一域来看，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只是东方文化自身等级结构之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即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东方化或者本土化。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汉语言文化语境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间也有过多个少数民族文化试图统治汉语言文化的尝试，但最终都被浩瀚博大的汉语言文化语境所同化，并且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汉语言文化语境。今天的后现代文化语境起始于舶来，当前却作用于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以及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事实上源于：免费论文查重www.7ctime.com
，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于汉语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进行反思已经成为了必然，也有不少的学者自发地开始对汉语的主体性进行维护和重新确立。而在事实上，当前的“知识分子写作”也开始意识到完全西化的语言资源并不足以支撑诗歌的博大，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指归都在其对于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基于这种责任感，汉语言资源必然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关键构成。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殊途同归，前者基于对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后者则基于对汉语的语言责任，虽然目的不同，但从结果来看，往往并无二致。

3.“中体西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出路

我们无需对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做过多的批判，中国诗人的模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出于自我建构的一种客观需要。后现代文化语境作为一种基于西方文化的语言环境，必然会对汉语言产生一定的排斥，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排斥必然会被出于不同目的的语言运用策略所同化，最终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与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化语境之中产生一种共鸣。即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为“体”，西方舶来文化为“用”，我们在吸收和引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坚持中国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化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放弃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诗歌就等于放弃了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从而完全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智者所不为；完全摒弃西方语言文化，就相当于拒绝诗歌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不利于我国诗歌走向世界。“中体西用”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重要出路。
结语
后现代文化语境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并且迅速传播到我国。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诗歌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巅峰，但是却由于极端化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排斥而迅速地走向了衰败。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但是，诗歌本身的存在就是独立的，它无论对于何种语言资源的借鉴或者引用，都不应该对其独立性造成改变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使得中国语言诗歌话语建构问题复杂化，但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责任，必然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歌产生共鸣。
注释：
①《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②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③于坚：《于坚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