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中西方中西方文化差别对电视新闻报道影响生

论文导读：
【摘 要】从中西方人类意识、观念的不同来分析中西方电视新闻报道的差异，并对形成这一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特别的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报道与中国新闻报道相对比，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新闻报道，并对之进行借鉴以期更好地加强我国软实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带来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也才能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
【关键词】中西；电视新闻报道；文化理念
当今世界，国家利益是外交和国际传播的最高准则，其完整表述包括三部分：存亡、兴衰、荣辱。没有负责任的国际传播，就没有受认可的国际地位。中西方新闻选取的不同，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学者把西方重视负面报道、灾难性新闻归于文化的原因。认为这是一种“天人分裂”的反映，西方的“天”——上帝，与人是分立的。他们追求对个体生命的沉酣、放纵，突出个人的存在，富于非理性、情感意味，追求狂热、神秘、刺激。而我们的民族善感乐生，崇尚圆满，习惯于以超然的、了悟一切的历史的态度看待痛苦，信奉痛苦终将过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所强调的“以正面宣传为主”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民族传统心理的一种暗合。这种积极的舆论导向，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鼓舞群众斗志，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中西方电视新闻现状概况

据统计，截止2002年内，全美国共有1678家电视台，除了CBS、NBC、ABE这三大传统商业电视网外，近年来更崛起了CNN、FOX新闻频道、MSNBC、CNCS等四大有线电视新闻网和一大批公共电视台以及地方电视台。全美国1亿以上家庭中大约9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其中76%的家庭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视机，有90%的美国人是通过电视获取新闻的；而中国的电视新闻节目显然起步较晚。1978年元旦电视台正式开发办了《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简称《新闻联播》）。《新闻联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全国性电视新闻网的初步形成。此后，《新闻联播》一直是中国亿万观众获知新闻的重要渠道之一，电视新闻的地位在我国由此确立。纵观中国电视新闻一路的行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电视新闻理念正逐步向新闻本体靠近，这是值得欣喜的，但我们依然无法回避其中的缺陷，必须承认其与西方电视新闻之间的差距。

二、中西方电视新闻报道的差异及原因

1.中西方新闻报道观念的差异

新闻报道观念是人们关于新闻报道的一系列看法、观点的累积和整理，它涉及到新闻报道的性质、原则、功能和手段等诸多方面，其核心是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过程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使得中西新闻报道观念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的一面，比如双方都将新闻的真实性置于重要地位，肯定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原则，归结为一点，都承认新闻是“用事实说话”。关于这一点，中西方都有相似的论述。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报道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新闻报道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文化又对新闻报道有着制约作用，规定着新闻报道的内容、形式、方法，对报道行为进行规范与评价。在日常的新闻报道活动的背后都隐存着特定的文化观念，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其新闻报道观念分歧的重要根源。
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追求和谐统一的中国文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讲求对立的西方文化则采取的是“主客二分”的立场。与“天人合一”的立场截然相反，西方文化则把自然作为人类认知的对象，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所谓美丑，更不带有感彩，“主客二分”的观点由此产生，“知识就是力量”、“征服自然”的口号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这种思想不仅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繁荣，也形成了他们情景分离的审美趣味和以物理时空为依据的思想模式。
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追求的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致，西方文化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斗争。中国人是在“关系”的意义上理解自我，个人的价值决定了对他人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家庭和国家的意义。西方人则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自我，每个人首先是被作为个体来看待，其次才被看做是一个家庭或社会的成员，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自然权利学说和权制衡学说主张“人生而平等”和“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每个正常的人都具备分辨论文导读：去读者。他们了解到，广大读者最关心、最注重是新闻事实，而不是借以发挥的观点。于是他们提出了客观报道的口号来，“只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便应时而生了。在中国新闻史上，客观报道这个概念也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人士首先提出来。著名的《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在1903年提出了“报之以客观”的主张，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生
真伪善恶的理性，都与生俱来地拥有财产权、信仰自由权和思想自由权，他不靠任何别的人而存在，而国家则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为保障个人权利免受专制主义的压迫，权力应该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

2.中西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差异

众所周知，人类活动是种有意识的活动，是主观意识反作用于客观现实的产物，新闻活动也不例外。新闻学界对作为一种理念的新闻客观性问题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新闻是“报道”而不是“事实”的属性决定了“新闻的客观性”与“事实的客观性”不是一回事。
中西新闻客观性理念的确立过程却是大不相同的。新闻客观性这个概念是由资产阶级新闻界最先提出来的。“190摘自：毕业论文结论www.7ctime.com
0年美联社改组时提出以报道事实，而不报道意见为宗旨，这是美国，也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正式把客观性定为新闻传播的原则，也标志着客观性作为一个重要新闻观念的问世。”美国新闻界也是在他们经历了“党派报纸的黑暗年代”之后提出这一理念的。政党报纸时代，报纸是政党之间相互攻坚的武器，在大众中信誉扫地。为了报纸的生存和发展，资产阶级报人终于认识到，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任意歪曲客观事实，只能败坏报刊的声誉，从而失去读者。他们了解到，广大读者最关心、最注重是新闻事实，而不是借以发挥的观点。于是他们提出了客观报道的口号来，“只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便应时而生了。
在中国新闻史上，客观报道这个概念也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人士首先提出来。著名的《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在1903年提出了“报之以客观”的主张，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生则进一步提出“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客观性的实践中也会有种种约定俗成的标准，如果游离了这些标准，记者所写的新闻就会失去读者。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西方所获的新闻客观性蕴含着一种为网罗大众服务的意思，内化在他们的新闻工作者身上自然也就有了一种“特有的职业意识”。与西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大讲的新闻客观性相比，中国的新闻客观性理论更多讲的是一种“倾向性”，突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作用，强调报纸的宣传、鼓动、组织作用和报纸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职能，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突出报纸稳定大局的作用，强调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等等。与国外的新闻专业主义相比，中国记者编辑的职业规则为“政治家办报”与“用事实说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也不用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规范是与国家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连在一起的。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影响

在文化传统上，仅仅两百多历史的美国可算个怪胎。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当年“五月花”号上的那批清教徒怀揣着再造一个“上帝满意的世界”的梦想来到新大陆，将资本主义文明直接从大西洋彼岸移植过来，很难说它有什么文化传统。但是清教徒的那种“责任感”在如今美国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对外报道中表现得十分清晰——美国媒体无孔不入的表现似乎在践行着传播自由文明的使命，而另一方面，这又使得美国媒体有一种自我中心意识，认为本国既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于是“接近性”在新闻价值中显得尤为突出。而中国则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它的文化传统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在这种文明的传承中有着绝对的影响，尤其是“中庸”、“和为贵”等，在我国媒体的表现上反映得很明显，比如“报喜不报忧”、“维护安定团结”等皆源于此。
通过对中西方新闻报道观念的文化成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新闻报道活动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是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下发展的结果，而传统文化又是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要求文化的再造和创新，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为这种文化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带来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也才能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
媒介生态如自然生态一样是一个开放运动的、流变不居的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吐故纳新，使自身能进一步适合社会的发展。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传媒的相互渗透，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媒介生态保护，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侵入，保护中国的社会价值论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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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文化传统，防止媒介资源的“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进入全球媒介大环境之中，根据大陆语境的实际情况汲取富于时代精神、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媒介因素，融各家之所长，为中国的媒介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吴玉玲，《新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化》，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李海昌，卜希霆，包装时代的美国电视新闻[J]，现代传播，2001，（3）.
[3]《国际新闻传播：跨世纪的飞跃与挑战》张允若　来自允若论坛.
[4]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郭镇之：《“客观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5期.
[6]侯迎忠，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当代传播，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