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注《文同全集编年校注》价值结论

论文导读：）先生突然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深爱他的亲人和敬重他的学子们。先生身体素来康健，却突然驾鹤西去，让我们久久难以释怀。问涛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生前系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钟爱教育事业，倾其一生“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先生著书立说，科研成果卓著，获奖无数，曾是《汉语大字典》的编审之一。平日里，先生处事低调，为
[摘要] 《文同全集编年校注》（胡问涛、罗琴）以文同全集《丹渊集》为底本，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在详细考订的基础上为之编年、作注，并根据多个校本和校记细加校勘，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考证了《丹渊集》的命名；开创了文同研究的新局面；有辨伪存疑和校勘辑佚价值；有助于考查文同的交游与交往圈子；对研究墨竹画有重要价值等。研究这些文献价值对研究文同及其诗文的整理大有益处。
[关键词]胡问涛文同《丹渊集》《文同全集编年校注》文献价值
1引言
2012年4月的一个早晨，师公胡嗣坤（笔名问涛）先生突然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深爱他的亲人和敬重他的学子们。先生身体素来康健，却突然驾鹤西去，让我们久久难以释怀。问涛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生前系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钟爱教育事业，倾其一生“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先生著书立说，科研成果卓著，获奖无数，曾是《汉语大字典》的编审之一。平日里，先生处事低调，为人谦和，朴实节俭，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后来，和恩师罗琴教授整理先生遗物时，有幸获赠师公和恩师合著的《文同全集编年校注》（简称《文校》）。细品此书，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忘我的敬业精神。所以不揣浅鄙，试从该书文献价值的视角作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对《文校》一书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同时，谨以此小文遥寄哀思，深切缅怀胡问涛先生。
2文同其人及《文校》概述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西汉蜀郡（今四川成都）太守文翁之后，人称石室先生，又称安静先生，自号笑笑先生、笑笑居士、锦江道人，北宋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因官终湖州知州（今浙江湖州），虽卒于到任途中，世人仍称文湖州。
文同自学成才，是北宋中后期一位诗、赋、书、画全能的艺术大家。苏轼称赞文同“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其墨竹画，举世闻名，世人竞相争索，视为珍宝。同时，他又是一个“端静而文，明哲而忠”的正人端士[3]，因而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颇受尊重和推崇。先有达官显贵文彦博（任过宰相）为之延誉，后有名人大家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和苏辙称颂。然而，在文学昌盛的宋代，文同并不被作为主流文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政治上看，文同行事保守、中庸，一生官位不显。因此，自北宋以来，在浩如烟海的文史书籍中，研究文同诗文的资料相对较少。后人研究关注文同，也往往侧重其墨竹画，对其诗文一直缺乏系统而全面的整理。
胡问涛先生和罗琴恩师倾注了大量摘自：毕业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精力和心血，合作完成了这部作为当时“四川省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重点项目”和“四川省教育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的《文校》。这部著作的面世，可以说开创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校注文同诗文的先河。因为900多年来，文同全集尚无编年校注问世，近现代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对文同关注不够，研究文同诗文的论文寥若晨星。所以，要系统地研究文同的诗文，不能不参考《文校》；而研究《文校》，不能不提及胡问涛先生和罗琴老师。
作为以编年形式校注文同诗文的专著，《文校》的面世无疑填补了文同研究的空白。国学大师蒋绍愚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曾经这样评价此书：“是古代诗文校注的一部力作”[4]。该书无论编排体例、诗文内容、引文资料，还是注疏、校勘、辨伪、辑佚等，较以往任何“文同集”包括《丹渊集》都详实、可查。可见，《文校》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研究它可以打开研究文同的一扇窗，是研究文同不可多得的材料。
3《文校》的文献价值

3.1考证了《丹渊集》的命名由来

历代刻本都将文同全集命名为《丹渊集》。以《丹渊集》命名文同全集，到底出于诗人本意，还是文鷟（文同曾孙）编“家集”时命名，或是家诚之庆元本所命名？历朝历代文献虽然著录者居多，但其名称的由来难以考证。对照各家之言，《文校》在“校注说明”中明确提出了《丹渊集》的命名来源于文同“丹渊客”的自称。此提法对研究文同诗文的“结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丹渊”之义，一为水名。《汉书·律历志下》：“（帝尧）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葛亮侯。”即为丹水。二为地名。阮籍《采薪者歌》：“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即指月出之处。然二者都没谈及其命名。明万历四十年盐亭知县蒲以怿在《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序》中对此作了探讨：“稽其题曰《丹渊集》，说者论文导读：
谓是集也如冰霜浩露，又如碧霄朱霞，其思渊霈，其文丹彩，以此为丹渊之象。……呜（乎），此其为《丹渊》源乎！”此说有些道理，但于命名而言多为臆测。胡问涛先生和罗琴老师依据文同在治平年间所作之《刻李至送张忠定知益州诗记》中曾说“凤凰之集于丹山，而珠贝之聚于紫渊也”和文同曾游开化院并题壁云“来观古柏。丹渊客丁巳五月二十三日题”（《兴地纪胜》卷一九〇）定论：《丹渊集》之命名乃根据文同自称“丹渊客”，人称“丹渊先生”。

3.2开创了文同研究的新局面

文同诗文的结集本——《丹渊集》[5]，是庆元元年（1195年）知邛州家诚之据文鷟的“家集”重加校正，刊刻以传，即世人所谓庆元刻本。家诚之编刻《丹渊集》，使文同遗作得以历经宋元而保存至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内江人李应琼、李应魁刻印《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三十八年（1610）吴人吴一标刻印《陈眉公先生订正丹渊集》，四十年（1612）盐亭知县蒲永怿刻印《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崇祯四年（1631）常熟人毛晋重修刻印《陈眉公先生订正丹渊集》。至此，《丹渊集》有两个系统：一为未经陈眉公订正的，一为经过陈眉公订正的。两个系统的祖本都是家诚之的庆元本。乾隆四库全书本出自“鲍士恭家本”，但《四库全书总目》未说明系何版本。民国四部丛刊本即崇祯本，系影印上海涵芬楼所藏明汲古阁刊本。
自《丹渊集》问世后的900多年来，校勘者不乏其人。明代有陈眉公，清代有梁山舟和无名氏，民国有退舟（别名，姓名事迹不详）和傅增湘。以上诸家所校，改字不多。近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和巴蜀书社出版的《全宋文》，分别对文同诗文做了校勘，但限于其总集的性质和体例，所用校对版本和参考书不多。
《文校》以崇祯四年毛晋《陈眉公先生订正丹渊集》为底本，在参考诸校本的基础上，出校多有增添，此其一。其

二、900多年来，《文同全集》向无注本，《文校》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按诗、赋、文次第，各体编年排列。其中诗分为编年诗、未编年诗两部分。编年诗又分为按写作时间编年诗和按写作地点编年诗——每一时期中，确年可考者，依年月编排；仅可判定其大致时限、但写作地点明确者，则按写作地点编年。未编年诗先收录古今诗，后收录乐府诗。然后是编年赋、编年文、未编年文及残句和辨伪。如此排列，十分有助于我们对文同诗、赋、文的宏观把握和理解。因为我们知道，要深入读懂作品，必须结合时代背景和创作背景，深入作者的内心去领悟和把握其主体情感，为作品编年恰恰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了这种可能。
本书注释，一般以第一条为解题，重在系年考证，发幽钩沉，不辞繁琐。比如第九页《高堂山兜率寺》注（一）：“高堂山，在今四川大邑。《清一统志》卷四一一《邛州·山川》：‘高堂山，在大邑县西十五里。天气晴朗，夜有圣灯，飞舞林峦，为胜之胜概。’兜率寺，在山上。兜率，佛教谓欲界六大天中的第四天。此诗亦文同摄大邑时作”。至于注解词语典故，则务求简明，凡较常见者，不一一引列书证。我们姑且不论注释得好与不好，仅就注解文同诗文这种尝试而言，本身就具有开创性意义。

3.3有珍贵的辨伪存疑和校勘辑佚价值

《文校》根据十多个校本和校记细加校勘，具有较高的古籍整理价值。本书校勘务求简要，避免重复。凡底本无误而他本误者，不出校记。凡各本有异文者，若明显可断定底本脱讹者，改正底本文字，并出校记说明；若遽难甲乙，则列出异文，供读者参酌，便注明“疑”。个别文字底本疑有脱误，然无版本依据，姑不改动，仅作考释。凡显系书误者，迳行改正，不出校记。据统计，本书辑佚诗5首、文1篇，校勘548处。此外，还设专节（卷三十二）进行辨伪，共9首。
《文校》在校勘与辨伪方面呈现出来的特色有：其一，点校精当。如第445页和第625页，若不熟悉“高舂”出于《准南子》一词，就无法作此校改；就其意义上讲，“高舂” 比“高春”恰当。其二，辨伪有据。如第1021页，认为《北园》一诗，《方兴胜览》卷一九〇《利州路·洋州·诗下》收此诗作为文同诗有误，应为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之一。因为《苏轼诗集》卷一四及《丹渊集》附录《诸公书翰诗文》中都有收录。

3.4有助于考查文同的交游与交往圈子

文同一生喜交游，善交往，社会关系颇多。要想彻底弄清文同的人际关系，于时隔近千年的今天来说实属不易。《文校》不仅收录了文同的诗文，还收录了大量与文同有关的“书翰诗文”。资料之丰富，史无前例。研究分析文同和论文导读：竹为君，以竹为友，且爱竹入迷，观赏入微：“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苏轼《墨竹赋》）。书中涉及竹的诗文有50余首（篇），其中98%见于他人作品，足见其墨竹画影响之大。从另一层面讲，《文校》将散见于各书的有关文同竹的诗文集中在一处，有助于我们系统了解其墨竹画技法。文同不仅爱竹，而
有关文同的这些诗、文，至少可以考查出文同交游与交往圈子的大概。
据统计，《文校》所收文同诗、赋、文共1 207首，其中诗869首，赋和文共338篇。而在所收诗中，涉及交游与交往的有273首；所收赋和文中，则有130余篇；收录与文同有关的“书翰诗文”138首（篇），所以涉及交往交游的诗文共计541首（篇），约占全书收录诗文总数的40%。其中涉及交往人物共200多人，可知姓名的有80多人，其余的人物则以姓氏、官衔、官职、同院、同官、同年、山人、道人、道友、禅士、处士等称之。仅从存有实名的80多人来看，见于史书，可考其事迹、人品的就有30多人。可见，文同与这些人的交游与交往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既有达官贵人，又有黎民百姓；既有文艺知音，又有道禅之士，其交游交往圈子非常广泛。
从其“书翰诗文”来看，与文同交往甚密的要数三苏了。据史料记载，文同与苏洵曾在朝共事；与苏轼唱和最多；与苏辙是“亲家翁”。文同有关苏轼的诗文今存19首（篇），苏洵有关文同的诗有1首，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有79首（篇），苏辙有关文同的诗文有55首（篇）[6]。如，《文校》附录一《文同年谱》所录苏轼《黄州再祭文与可》：“我官于岐（即陕西凤翔），实始知君。”而文同视苏轼为知己，认为只有苏轼能懂他的画：“文与可每与人画竹竟，辄属曰：无令着语，待苏翰林来”（《东山谈苑》）。熙宁十年（1077年），文同与苏辙议儿女婚事。苏轼《小简》：“今日沿汴赴任，与弟同行。闻与可与之议姻，极为喜幸。从来交契如此，又复结此无穷之欢，美事！美事！”熙宁九年，苏辙作《答文与可十首》：故人远在江汉，万里时寄声音。闻道禅心寂寞，未废诗人苦吟”。文同去世后，苏辙又作《祭文与可文》：“与君结交，自我先人。”可见，文同与三苏情谊深厚，特别是与苏轼交厚，互为文艺知音。

3.5对摘自：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研究墨竹画有重要的艺术参考价值
文同一生以竹为君，以竹为友，且爱竹入迷，观赏入微：“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苏轼《墨竹赋》）。书中涉及竹的诗文有50余首（篇），其中98%见于他人作品，足见其墨竹画影响之大。从另一层面讲，《文校》将散见于各书的有关文同竹的诗文集中在一处，有助于我们系统了解其墨竹画技法。
文同不仅爱竹，而且咏竹。或间接写竹，把竹作为陪衬和象征，用以抒发诗人高雅、脱俗的情怀，如“晴云秋月，尘埃不能到”；或正面写竹，赞美竹的蓬勃英姿和阳刚之美，如“帷幔翠锦，戈矛苍玉”（《咏竹》），又如“修篁揭其间，万个挺若箭”（《晓入东谷》）。
文同还画竹，其墨竹画遐迩闻名。正是诗人平常对竹精细入微的深刻理解，加上对竹怀有独特的感情，画起竹来才能“形神俱佳”，并创造了以“墨深为面，淡为背”的墨竹画法。文同的墨竹画取得了空前绝后的艺术效果，胡问涛和罗琴老师纵观《文校》中所有“竹诗”，在“附录”中总结出三点技法：一是“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二是“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三是“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这对我们研究墨竹画有极高的艺术参考价值。

3.6其他文献价值

除上文所述以外，《文校》还包含其他一些文献价值，“注释”中就包含以下文献价值：一是语言简洁，将古体字、异体字改为通用字，有助于阅读；二是引文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有助于深入理解；三是将诗文前后时间对照分析，有助于考订系年，等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
事实上，“文献价值”本身就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研究者可因切入角度的不同而发现不同的文献价值。本文疏误难免，祈望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胡问涛，罗琴.文同全集编年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99.
苏轼.书文与可墨竹并序.苏轼诗集[M].卷二

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苏轼.墨君堂记.苏轼文集[M].卷一

一、熙宁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蒋绍愚.《文同全集编年校注》读后[J].四川师范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100.
[5] 范百禄：文公墓志铭，文同：丹渊集[M].附录（四部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罗琴.文同与二苏的交游与交往诗文系年考[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0）：70-72.
[作者简介]江云， 女，1974年生，馆员，硕士，发表论文近20篇，参研课题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