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时期心灵废墟：关于新时期以来小说价值取向深思

论文导读：

一、新时期以来小说价值取向的粗鄙化倾向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走过30多年的历程，如何评价这30多年的文学成就，已经成为当前文坛争论颇多、不能回避的问题。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不能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掩盖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叙事中的粗鄙化的价值取向。这种粗鄙化的倾向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主要障碍。在新世纪的文学话语中，这种倾向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由潜台词变成直接告白：谁说作家必须肩负使命？在此，我们以刘庆邦的小说为例，切入讨论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价值取向，及其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性问题。
刘庆邦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中的佼佼者，他的创作获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誉。刘庆邦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文学实践中的世俗性、功利性、民间化的价值取向。之所以选择刘庆邦的小说作为问题的切入点，是因为偶然读到当代一位著名作家与批评家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对话，其中对刘庆邦的小说《走窑汉》、《玉字》、《血劲》交口称赞，认为这些小说是当代文学中最好的故事。重新阅读了这三篇小说后，我们的感觉是困惑和迷茫：这确实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但作家赋予小说的价值意向是什么？
《玉字》是关于少女玉字被后的复仇故事。少女玉字在邻村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被两个男子。面对这种不幸，玉字有三种选择：轻生、偷生和复仇，玉字选择了复仇。在她记忆中，第二个歹徒的身上有种羊膻味，从前村中一个宰羊的屠户曾纠缠过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玉字找上门去，同意与之结婚。婚后玉字对屠夫极温柔，只是在时总说：“你要是那第一个就好了。”屠户听后顿时泄了气。终于有一天，屠夫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暗示”，就把共同施暴的另一名歹徒杀死了。玉字忍耐着世俗的怜悯与轻薄，用自己的机智、勇敢和牺牲，最终使施暴者得到报应。
《走窑汉》讲述了矿工马海州的老婆被矿上党支部书记张清之后，马海州疯狂复仇的故事。马海州先是行刺张清，被捕入狱。刑满出狱后，继续实施复仇使命，但换了一种方式，把内心的仇恨，化作对张清的一种潜在的威胁与精神的折磨。他曾亲手把濒临死亡的张清救了出来，然后继续实施报复，最终使张清求生不能，跳窑。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小娥背负耻辱，忍受折磨，被马海州当作复仇工具，在马海州达到报仇雪耻的目的之后，小娥旋即跳楼自尽。
《血劲》同样叙述的是一个与性相关的暴力和杀戮的故事。一个女中学生带着强烈的功利动机，主动跑到矿区嫁给一名矿工。但是后来这个女孩子参加工作的意图却落空了，再加上自己所嫁的矿工又很窝囊，她很快和镇上的一个屠夫好上了。丈夫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女孩子更加肆无忌惮。这名矿工遂成为人们的笑柄，每当被人们嘲弄，那矿工就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杀了他们。但是，人们都知道，他没有复仇的“能力”。每当此时，总有一个性情刚烈、豪爽仗义的矿工，低声骂道“窝囊”！直到有一天，那个屠夫真的被杀了。当到矿上来追查凶手，那位矿工却兴奋地喊叫着，屠夫就是我杀的。
刘庆邦在他的小说中，“融入他自觉的底层意识，通过表现挣扎于民间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充满原始色彩的本能复仇，沉着冷静地绝地反击，深入探求民间社会复杂的组织结构，揭示弱势群体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凸现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列庆邦笔下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就像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一样真实，其中善与恶、强与弱、美与丑交织在一起，对立、冲突、斗争，共同构成一种深渊般的生存境遇。虽然小说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源于：大学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方面的，但是这种思考和每天我们从台的栏目看到的一样多，一样心潮起伏，一样浮想联翩，或者义愤填膺。因为就故事而言，作家的想象永远没有生活来得那么传奇，比起小说中发生的故事，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可能更具有传奇性。然而重要的不是讲述一个故事，对小说而言，意义永远都比故事来得重要。
作于新世纪之初的小说《金色小调》是刘庆邦前期复仇小说主题在新世纪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变奏。小说写的是农村两对年轻夫妻之间的换的故事，他们之间的换的行为，甚至比现在城市里的游戏还自然，而且彼此毫无顾忌。从1980年代的《走窑汉》到新世纪的《金色小调》同样是关于性的问题，但是前者是因此而生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后者则是以换为前提的和谐共处，其前期小说中与性有关的复仇和暴力，在商品化时代那些当事者用商品交换法则消解了仇恨，共同谋求到一种生存的和谐。在此，我们看到的除了商品化社会价值观、观的演变，感受最深的还是小说中作者那津津乐道的叙述态度，及其前后如出一辙的对故事本身的价值认同感。无论是性复仇还是换，作者依循的都是同一种法则，民间百姓本能的实用功利的人生法则，以及作者对这种物性生存法则和实用功利的生命价值、人生态度的认同。
刘庆邦通过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现实的人生态度和生存法则，一个冷漠无爱的人世间的生存法则：强者生存、适者生存。在这个世界里，弱者只有放弃你的善良和软弱，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和尊严。小说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我们生存的真实性，但是，作家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是现实生活的铁的法则，以及作者一直在追寻的与民间百姓、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的认同。
小说构思的巧妙，叙事的娴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小说对于复仇的快感与激赏的背后，掩盖了太多的人性的丑恶：原始和本能、残忍与暴力、自私与狭隘。马海州的复仇行为无可指责，但他在反抗报复的同时，却把自己无法承受的苦难及仇恨，转嫁到与自己同样悲苦的女性身上，使小娥成为弱肉强食、苦难人生中的双重受难者。其反抗行为的无情与残酷，说明他与故事中的施暴者处于同一种语境中，他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在作者从容淡定、酣畅淋漓的叙事中，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理性和良知已经与主人公的行为一道泯灭殆尽了。
刘庆邦的小说向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的民间世界。其中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靠本能生存的强者的世界。在这里，有人性的沉沦，有原始的本能，有论文导读：
生存的混沌与暧昧，但没有悲悯与忧伤，没有拯救和希望；有对物性生存的满足，没有对神圣存在的向往。美国的欧·亨利、俄国的契诃夫都是讲故事能手，但他们笔下的故事都在唤醒人内心深处的温柔与怜悯，处处闪烁着凉薄人间的一缕温馨，这温馨来自作家的悲悯与承担，那是人们置身苦难生存下去的理由、信心和勇气。中国作家笔下却只有动物的本能、人间的冷漠和人性的粗糙。源于：论文格式模板www.7ctime.com
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及创作实践，是导致文学粗鄙化、废墟状的原因之一。现实主义成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品格，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赋予的品格，但是，至少现代文学还保持着鲜明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拯救的意识，现代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围绕着“人”这个主题展开的。
李杨在《诗人之死与文学何为》一文中说，“如果说艺术有存在的理由，那就是它提供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和超现实的感受。”但是文学不是现实，文学也没有能力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文学不是生活，文学与生活之间还有着一段审美的距离，而审美就是对既定现实的超越。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但是文学的品格是对现实的超越，因为文学的品质是指向精神的，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上升到精神的层面，那么这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只能成为大众实践和模仿的生活教科书。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仍然无法摆脱所谓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在这些小说中，有对现实的揭示和否定，但是没有对现实的超越，只是对生存现状的描摹，没有对终极意义的揭示。如果没有赋予文学作品超越的品格，那么小说就只是对现实的记录，这种现实主义就只能充当沉沦、物化现实的同谋。
莫言在《作家应该为什么而写作？》的演讲中说道：“带着鲜明的阶级和政治印记的作品，不可能唤起人类普遍审美意识来。文学应该超越阶级观念，应该超越政治立场，应该站在高的、广的角度上铺开整个人生里程，它应该是描写全人类共同的感情。”否则，我们的文学无法进入世界文学之林，与世界文学对话。但是，莫言的创作却走向了别一种歧途：民间立场、本能生存和暴力等人文价值消解的歧途。我们的文学不缺乏大师般的天赋与才能，缺乏的是文学大师所禀有的基督的情怀、圣徒的虔诚，哲学的深刻、诗歌的神秘。
现实关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但是不能把文学诉求、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生命的本能混为一谈。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启示，它不能像政治、军事、武力那样直接、迅速地改变现实，所以鲁迅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为了现实的需要，鲁迅不得不牺牲了另一个自我，放弃了文学，拿起了“投和”。究其实，还是我们的作家执著的“政治—现实”关怀情结，赋予文学不堪重负的责任与使命。这一使命是文学无力承载的。应该把政治的交给政治、社会的还给社会，而文学则表达文学应该表达、承担文学能够承担的。“中国作家缺少悲剧感，缺少宗教感，缺少大痛苦后的大彻大悟。他们可以非常痛苦，但也可以很轻松地消解它。从中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巨大力量。而且中国作家太关注现实，太实际，缺少超越意识和逃离意识。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作家逃离现实’。”。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与现实之间保持着一种这样的关系：从自觉拒斥到不自觉地认同，然后成为黑暗现实的同谋，最后沉沦于黑暗，成为黑暗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典型的“废都心态”。由于我们赋予文学不堪重负的使命，所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文学必然表现出无能、无力和无奈。这种现象从闻一多的《死水》中就开始存在，其后在贾平凹的《废都》中，在阎连科的《受活》中，在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中氤氲散漫，不绝如缕。他们因无力、无奈，最终认同并沉潜在黑暗之中，以消解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和失败感。现实强大得近乎荒谬，人的生存原始得近乎动物，这就是他们所叙述的同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同的是文学的后来者失却了闻一多当年的真诚、挚爱和独善其身的精神品格。置身于这种现实，闻一多选择了“谜离”，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精英们却选择了沉潜。他们对其笔下的非人生存，无动于衷，甚至把玩和鉴赏。在这些普遍关注现实的姿态的背后，缺乏一种永恒的人类精神，以及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作家通过文学给予的不仅是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无论历史和当下，还必须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信心和希望，以及灵魂的净化、人性的升华和永恒的期待。
我们的文学应该走出狭隘的现实关怀，更多的去表达对于苦难、黑暗现实的人文关怀，去探索自然之谜、生命之谜，去发现和歌颂自然之美、生命之美、思想之美、存在之美，在生命的悖谬、历史的荒诞、人性的黑暗之中寻找思想的火与光！这样，我们坚信当代小说一定能够产生堪称伟大的作品，能够配得上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痛苦与磨难。
3 作家的不在场
导致小说价值取向粗鄙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小说叙事中作家的不在场。这里的不在场，并不是指所谓的“零度叙事”，而是指作家对于自己笔下的人与事、历史与现实，缺乏一种作家——知识分子应有的叙事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导向，以及思考的深度、思想的高度。
造成这种不在场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作家扮演的代言人身份的理念和实践奴役的结果。一直扮演的是政党、国家、人民的代言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以及信仰。我们的思想要么是的意识形态，要么是底层民间社会实用、本能生存的价值观。
在表达作家现实关怀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中，几乎所中专生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有的作家都是缺席和不在场的。作家永远都是现实的旁观者，永远都是轻描淡写的或者带着调侃的姿态叙述着他人的、别一时代的苦难，这些苦难与己无关。置身苦难，他们不是感同身受，而是缺席叙事。我们的作家太过聪明，叙事之前，就已经从即将发生的“现实”苦难中逃离出来，他们永远不会怀着悲悯的情怀，与其笔下的人物一同受难，共同承担。因此，他们关于生命苦难的叙事，放弃了作为人类良知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观念，站在民间的立场，用民间的价值观念与生命态度说话。这里的知识分子立场，不仅是对现实的批判，更重要的对人的精神的提升与引领，对沉沦的人性的拯救与抚慰。当新文化运动否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人文化论文导读：化传统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传达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终极意义的元素：诗意的存在、审美的超越和不朽的渴望。但是在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中，废名的小说只不过是个体生命逍遥适意的代表，以及丧失知识分子责任、“逃避现实”的典型。萧红的《呼兰河传》、钱钟书的《围城》，都因此没有能够逃避这种指责。文学可以表达作家对现实的
的时候，就已经置身于一种文化的废墟之上了。“20世纪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艰难曲折的历史，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一个应该倍加珍惜的丰富的文学资源。要真正地激活、穿透这段历史，就需要走出人类自设的种种精神误区，返回存在的本质层面，直面历史和人生的真实，挖掘个人独到的生存体验，从而形成自己对时代和人生的独到的理解和判断，这是产生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必要条件，而这也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学最缺乏的品质之一。”然而我们的小说家却沉潜于生存的废墟之中，与社会底层的人民与大众一道沉沦、狂欢。文学应该使暧昧人生之中的意义彰显出来，给黑暗、苦难中的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作家就是照亮黑暗、温暖人心的光之源。然而立于废墟之上的中国一代作家的心灵是荒芜的，情感是冷漠的，在他们的小说中感到的只有无边的黑暗与深重苦难。新时期以来小说的这种缺席叙述，实际是一种心灵的冷漠、精神的贫乏和思想的偏颇所造成的。究其实，当代作家在自己的苦难叙事中缺席的不是态度，而是情感。姑且不提西方的文学大家，也不说东方的川端康成、泰戈尔，即使在日本作家宫本辉的小说中，也会感觉到我们的文学的缺失：一种脆弱却高贵的精神，一颗会哭泣的灵魂。宫本辉的小说《泥之河》、《萤摘自：毕业论文提纲格式www.7ctime.com
火河》传达的就是一种苦难人生之中的人间温情和大自然的美。这种对生存苦难的人文关阿汲其人文精神，我们在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中依然感受得到。相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功利、机心，宫本辉是这样开始创作的：不为一己名利，也没有改变社会和历史的宏图，只是“在生活的痛苦和绝望中拿起了笔，要把心中淤积的悲哀倾吐出来”。哪怕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无论贫穷、磨难、失败，一定要把这充满苦难的生活写下来，留在世界上。他说：“是生活逼迫我走上了文学道路，但也是生活为我提供了创作素材。我希望我的笔，能给人们生活的勇气、希望和信心。”宫本辉在这里所说的希望、信心、勇气，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所表达的是同一种精神品质。
4 人文精神的死亡
由于对民族传统的拒绝，对世界传统的隔膜，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已经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拥有的仅存荒原的虚无和物质的本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没有认识、更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从文化废墟中走出来的一代人。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这是中国的现代性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遗产。
我们不反对“现代”，这是我们无力反抗和无法拒斥的，我们要记住波德莱尔的名言，现代性的本质，一半是现代，一半是永恒，在我们不得不进入现代的同时，不要忘记而且坚守人类文化中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当俄罗斯经历和遭遇现代性的时候，俄国作家们表现出了一种极为审慎的态度，无论屠格涅夫还是冈察洛夫，当他们置身于现代性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对于传统的尊重与守望，对于新的价值观的质疑与警惕。然而至今我们对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解读，仍然采取一种启蒙现代性的立场和观点，不能接受也不愿理解，他们对文化传统行将解体时表现出的哀悼与悲伤。并且把他们笔下承载着独立思想的人物形象，当作社会发展、历史进步中的“多余人”。但是，正是他们在挽歌声中的守望，使俄罗斯文化中的基督精神，一直流贯至今。而20世纪传扬世界的“流亡文学”，同样以别一种方式守护和继承了这种传统，十月革命之后的许多俄罗斯作家无不受惠于这个传统。它就像一缕永不枯竭的清泉，润泽着作家的灵魂，滋养着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无论是对于现实的批判，还是对于铁与血的历史的反思，或是对于现实苦难的倾诉，精神的纯洁、心灵的自由、生命的神圣、人性的高贵，是俄罗斯文学的永恒主题。正是由于他们的坚守，所以在白银文学之后的文化废墟中，依然创造了俄罗斯文学的又一个辉煌的时代。任何一个认真阅读了这些小说的人，都不能不感受到其中浓郁的挽歌情调，这是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很难找到的。当传统遭遇现代性、濒临解体的时候，中国的一代文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地成为“新青年”，对传统实施以投和。废名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数几个在强劲的启蒙现代性语境中，用小说的形式守望和诠释文化传统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传达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终极意义的元素：诗意的存在、审美的超越和不朽的渴望。但是在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中，废名的小说只不过是个体生命逍遥适意的代表，以及丧失知识分子责任、“逃避现实”的典型。萧红的《呼兰河传》、钱钟书的《围城》，都因此没有能够逃避这种指责。
文学可以表达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及其批判的精神，但是这种对现实的揭示与批判，应该以人文精神为背景，这种现实必须以一种人文精神来烛照，人文精神是我们写作的原动力，也是我们写作的目的。然而，中国在遭遇现代性的冲击之中，我们曾经辉煌的传统在一夜之间，遭到全盘的否定与践踏，文化革命的再次清算，使仅存于乡村的民间宗教信仰——祖先、数术、鬼神，也都被当作封建迷信的思想铲除殆尽了。科学的精神、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我们的思想武器。我们是物质、精神双料的无产阶级。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是我们拥有的财富，废墟则是我们唯一的收获，本能是我们活着的理由和根据。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就是站在废墟上的发问以及深陷其中的狂欢。这一代作家经历30年的解放，依然没有走出五四文化的阴影，科学—革命—虚无主义，已经溶入血液，成为新的传统。即使经过20年商品经济的洗礼，也不能改变这种思维定式，它已经成为一种无言的律令，成为当代作家难以抑制的生命冲动。这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收获：一个此岸的现实世界，这里只有身体、、暴力以及人性的丑恶，没有灵魂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没有慰藉心灵的光亮和希望，这里生活着的依然是忙着生、忙着死的一群。
波德莱尔把现代性的短暂、易逝偶然性的特点定义为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与传统相连的恒久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由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对历史进化的坚信不疑，使我们把目光一直紧紧盯在启蒙现代性的历史进步之中，忽视了与本土文化相连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永恒和不变。我们还没有凭借传统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话语，创造具有民族独特性的当代文学。论文导读：比所谓的纯文学更好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几乎在所有的武侠小说的结尾处，都是主人公了却尘世的恩恩怨怨之后，去到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人迹罕至的山中安度余生。其实质依然是一种变相的出世或出家。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远离人世间的纷争，去过一种不免枯索、寂寞却安详、宁静的日子。可见，在我们的文化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我们应该从世界文学中索取什么？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中守望什么、传承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另一半，那种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也是超越时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是人类应该共同追求和守望的终极的精神价值。
文学曾经是文人墨客慰藉心灵的空间，而如今文学的空间充斥着的是精神的粗鄙、意义的暖昧和情感的冷漠与荒寒，文学已经失去了慰藉人心、安顿灵魂的意义。所以，死亡成为诗人结束这种荒诞存在的唯一方式。海子、顾城选择了死亡；胡河清选择了死亡；余虹也选择了死亡。他们拒绝了这种没有意义的生命，是因为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一种可供生命依托的意义。哪里才是安顿灵魂、慰藉生命的精神家园？
当代文学的致命伤就是这种人文精神缺失，正是这种缺席致使他们笔下的现实，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情境之中。这里的人文精神，是指人文知识分子坚守的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操守和理念，是一种独立于权力，独立于世俗的精神价值，也是从宗教信仰中孕育出来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但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缺席，使我们文学中的痞子气、流氓气氤氲散漫，底层意识、大众趣味制约了我们的·作家。诗人李建春对当下文坛的粗鄙化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是在—个不公正和缺乏爱的地方写作的”，“当上述诉求在现实中受到遏制时，我们拿起笔，随着写作的进展，我们发现自己竟发出了近似于赞美的声音。无论如何，写作是一个温柔的行动，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是背弃语言，因为诗歌不可能真正地表达出恨，而只能表达爱和赞美。这是语言最令人惊奇的奥秘”；他呼吁“在正义和爱的贫乏中，把最强烈的祈望转向词语，转向对他人的施予”。今天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了物质的文明昌盛，但是支撑它内在的精神文化，不仅是相对滞后的，甚至可以说是倒退和落后的。中国当代作家缺乏一种终极性的精神信仰以及价值关怀，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其观念不是权力话语的公仆，就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奴隶，更多的是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百姓的功利实用话语。

三、当代文学的尴尬

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中国当代文学无法与西方文学形成真正意义的对话。相对于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显得暧昧而不清晰，我们的文化缺乏一种超验的维度，文化本身的物质性、现实性、世俗性的规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和束缚，致使我们的文学无法在精神品质上与世界文学对话和接轨。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无法摆脱、也无法超越的“现实”之中，使我们的文学从根本上缺乏一种超越的品格。我们的文学观念——我们赋予文学的意义——的世俗性、实用性，使我们从西方拿来的现实主义，同样被中国化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记录和改变现实的工具，失去了西方现实主义作家拥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情怀。因为没有超验的彼岸世界，中国文化的意义就只能在此岸的世俗生活中去寻找。无论是自我修身的道德理想，还是建功立业的三不朽追求，或是超越功利、移情自然山水的审美人生，都是一种对自然生命的超越行为，也是对自然生命的一种寄托。如果说古人曾经在尘世中找到意义，意义、审美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在中国社会现代性的伊始，就被彻底阻断了。虽然这种文人——知识分子文化所承载的意义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在西方深入人心，但是它毕竟是支撑了一个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神，同样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和存在的秘密。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寻根，却从来没有关注过中国文化中的文人传统，特别是文人传统的诗意生存和唯美态度。中国现代性对于文化传统的拒绝，主要表现为对文人传统的拒绝与放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的通俗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比所谓的纯文学更好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几乎在所有的武侠小说的结尾处，都是主人公了却尘世的恩恩怨怨之后，去到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人迹罕至的山中安度余生。其实质依然是一种变相的出世或出家。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远离人世间的纷争，去过一种不免枯索、寂寞却安详、宁静的日子。可见，在我们的文化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在现实世界中，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的问题。作为个体的人应该怎样在现实社会中生存？怎样面对现实中的苦难与罪恶？一是以恶抗恶，二是逃离现实。或此或彼。但是无论是此是彼，关于个人如何在现实中生存，仍然是一个问题，一个没有妥善解决的问题。活着又远离尘世的罪恶及苦难，出家正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妥协，一个去处。
我们的文学如何与西方世界文学对话？首先这里不存在西方话语中心的问题，从我们借助于西方的话语资源构建现代文学历史伊始，我们就已经主动地纳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不借助于西方的话语资源，我们只能成为文化和文学的双重失语症者。我们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失语，而且是文化、文学全方位的失语。所以人道的精神、价值的关怀、终极的意义，爱与悲悯，责任与使命，不能不成为衡量文学的规范和准则，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规范。我们的尴尬是，既不愿意也不能够用西方意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对话，也不能够用本土意义文学及其价值与世界对话，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自己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泰戈尔，既不能像大江健三郎那样用现代的话语融入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也不能像川端康成那样抛开所谓现实，去关注日本文化的传统之美，揭示日本民族纤细、哀伤的心灵世界；更无从像泰戈尔那样，诠释孟加拉文化中神性的诗意、宗教的光芒，以及灵魂对永恒的追求，无法像泰戈尔那样，以圣徒的虔诚、诗人的忧伤，完美地诠释人与神的关系，及其神圣存在的美。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契合点，被现代性所窒息、封存起来的文化传统还没有被激活，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自然精神和诗意的美，文人传统中的浪漫与超然，至今依然是被现代性所钦定的思想禁地，依然被科学精神和大众文化所压抑，日渐衰亡，不知有没有苏醒的一天。此情此景，让我们的作家拿什么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对话，被世界肯定与认可？
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价值取向问题，依然是以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学作为参照系而凸现出来的。世界文学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观照、审视自己文学的视角，如果放弃了这样一个视点，我论文导读：文格式www.7ctime.com学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首先，“世界文学”所指认的“世界”其实还是在西方“现代性”框架中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际上显示了其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滞后，中国文学被视为通过借用时间上先进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学，也被视为用一种空间上的普遍
们的文学就是自足的，甚至是完美的。在此意义上，张颐武对中国新的理解与评价就有了几分道理：
这个“世界”之中的中国文源于：标准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学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首先，“世界文学”所指认的“世界”其实还是在西方“现代性”框架中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际上显示了其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滞后，中国文学被视为通过借用时间上先进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学，也被视为用一种空间上的普遍性来中国文学。因此，中国文学乃是“世界文学”边缘的存在，仅仅具有在中国内部的意义，而不具有世界性意义。
但这种说法同样是我们的作家以及批评家从感情上无法认同和接受的。中国的文学向何处去？在新世纪门槛上，我们应该重新估价我们的传统，慎重地清理和整合我们拥有的文学资源，建立一种既具有普世意义，又拥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学观，这是我们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前提和出路。“我们确定的价值观念应该是符合人性和人道主义，以及历史发展要求的取向，它既是人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的底线，也是对其的最高要求：我们既要反对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对削平人性与文化深度的价值观，又要抵御前资本主义文化对人与社会的无情剥削与掠夺，还要防止封建专制文化对人性的毒害与思想的奴役。因此，在世纪的转折节点上，我们面临的是多重的思想之敌包围，如何应对这样多元复杂的失序价值的困境，可能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的严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