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肉身论莫言小说“肉身成道”唯物书写学术

论文导读：
肉体和是构成莫言小说最重要的两大元素。严格说来，甚至可以归结到肉体底下，被物质化，成为肉体的一部分。的来源是肉体，肉体归属于物质，莫言小说的核心构成，其实是物质。我曾经于1997年的硕士论文提过：肉体和在莫言的小说里是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同时也是驱动革命和改变历史的力量。论文付梓时，《丰乳肥臀》甫出版。此后十数年间，莫言陆续完成了《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等重量级长篇，小说对肉身（体）的关注远远超过形而上的，或者也可以说，的来源乃因肉身而存在。“道成肉身”可以被翻转成“肉身成道”，道者，小说之道也。性、、爱情、对食物的渴望，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全盘“唯物”化。莫言的怪诞和夸张的语言把肉体卑下化乃至卑贱化，从后出的几部长篇来看，莫言的兴趣是“肉身”，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他对“肉身”如何影响人的历史所开展的想象。从脚到，从刑罚到生育，从红高粱的民间传奇到节育的当代历史，皆以肉身开始。他对肉身的关注远远超乎对精神的观照，叙事视野的“下放”成了莫言的小说风格。
追溯莫言的小说和散文，有一个最合理的线索可以解释他对形而下之物何以贯注如此强烈的关注：饥饿。莫言的小说最常强调食物和酒，对饮食有超乎寻常的强大。跟莫言同辈的中国人都有缺粮的深刻源于：免费论文网www.7ctime.com
体验，“饿”成了莫言生命中最大的问题或恐惧，也成了小说最永恒的主题。他的小说永远对食物有强大的热情，当代台湾小说擅长处理精神创伤和残缺，莫言则擅长处理肉体的创伤和残缺。或者也可以说，精神的创伤和残缺在莫言那里被根本性地处理成肉体的创伤和残缺。这种写作视野可以说来自莫言的农民身份，对物质世界的观察自有其独到的体会和爱好。如果说台湾小说处理的是“我的灵魂感到巨大的饿”，莫言则处理成“我的身体感到巨大的饿’。然而身体或许不是莫言的终极兴趣，在莫言成功的小说里，他对肉体物化的描写大多是寓言性的，用以表现他对历史和社会的批判，同时又是对原始生命力的讴歌和礼赞。把肉体逆转为驱动革命和改变历史的力量，把崇高的革命叙事模式还原给肉身，甚至把肉身再下放，放置到跟“物”同等的地位。“唯物”史观原是当代中国政治运作的核心，“唯物”则变成为莫言小说的运作法则。
这个特质早在《白狗秋千架》（1985）已露端倪。《白狗秋千架》里的暖原是叙述者的童年玩伴，因不慎从秋千架摔下以致瞎了一只眼，这突来的灾难注定了她这一生与幸福绝缘的命运。暖的美貌曾经让她对生活存有憧憬（对英俊的文艺兵队蔡队长的爱慕），但是一场突来的意外（瞎了单眼）却令她跌入了人间地狱。由于身体的残缺，只能跟哑巴结婚，生下三个又聋又哑的儿子。面对一屋子哑巴，她仍然希望生一个能说话的孩子，乃萌生跟返乡的叙述者借种的畸想倚想。对暖来说，把她救离地狱的方法，是“给她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这个畸想突显出社会之畸，生命之畸，而莫言以畸制畸，肉体既是灾难的来源，肉体亦可翻转成为幸福的泉源，不论那是多么地悖逆伦常。莫言赋予“人”以无限的韧性，也给予女性强大的生命力，只要对自身肉体做作主，便是对自身命运的突围。
有时莫言甚至把肉体/肉身下放到跟物同等的地位。物可以是肉体，也可以是物质。对“物”包括肉体的迷恋和重视，也出现在同时期的《金发婴儿》中。紫荆的孝顺并没有引起孙天球任何情感的波澜，然而那座充满诱惑力的渔女塑像，却足以挑动他对紫荆的思念。在渔女塑像与紫荆的影像合而为一，“心灵美”转化成“肉体美”之后，他们之间的爱情方为可能。同样的，长期压抑的紫荆，却被充满活力、作为男性象征的火红色的大公鸡挑起。借由“物体”，或动物或物品的，人的相爱才有可能。《球状闪电》里的蝈蝈和茧儿的结合同样是物体“冰红衫子”所造成的“错误”。茧儿的长相有些难看，蝈蝈对她并无好感。然而一袭水红衫子改变了茧儿的呆板，水红衫子具有魔幻的魅力，同时也是的象征。莫言使用一贯的扩张性写法，改变水红衫子的质地，水红衫子变成了火、磁石，变成了致命的吸引力，改变空气，使四周充满了山林野兽的生气蓬勃的味道。显而易见，水红衫子变成了乌托邦的催生者，它创造了一个幻境。水红衫子变成了茧儿的代替品，透过把人“物化”的转换，茧儿和自然环境的光线融成一体，这篇小说示范的便是肉身成道。
真正把肉身成道发挥成功的，乃是莫言的第一个长篇《红高粱家族》（1986）。奶奶戴凤莲临死前有两句话：“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这是戴凤莲的生命宣言，同时也是启动历史的关键。戴凤莲原是被她的父亲以一头“大黑驴”的商品代价嫁给了麻疯病患单家的儿子。她不甘心，为了争取幸福，她和抬轿夫余占鳌私通后，又与余合谋杀死单家父子。为了稳住自己在单家的地位，在男人的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戴凤莲和掌柜罗汉大爷也有暧昧不清的关系。对她而言，这一却都可以归结为“我的身体是我的，我要自己做主”。掌握了身体，就可以掌握命运。相对于左翼作家把肉体作革命式的升华处理，使之服膺于政治，成为革命工具的崇高美学指导，莫言却把肉身下降，使之人性化，或者物化。以下一段辩证爱情的引文出自《红高粱家族》，最能印证肉身物化的叙事风格：“爱情的过程是把鲜血变成柏油色大便的过程，爱情的表现是两个血肉模糊的人躺在一起，爱情的结局是两根圆睁着灰白色眼睛的冰棍。”爱情不只要被物化，更被卑贱化为排泄物或尸体，唯物史观成了莫言的唯物小说观。
至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历史，在高粱地里亦是以手和脚的接触拉开序幕。戴凤莲的脚被余占鳌温暖年轻的大手捉住的一刹那并没有挣扎，她甚至想掀开轿帘看看对方是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她被蒙面劫路人劫走时，是带着“亢奋的眼睛”、“灿然的笑容”，比劫路人还要平静的态度施施然走的。余占鳌则因这一握而“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莫言把脚化成的象征或许并不新奇，恋脚之癖可视为中国另一种国粹。然而脚具有启动自主意识的功能，则是莫言的异想。思想可以改变世界，莫言却把它颠倒过来，脚也可以改变世界。从脚开始，历史从脚开始，历史是论文导读：
脚走出来的。命运也掌握在脚上。莫言在《檀香刑》（2001）中同样写了貌美的孙眉娘长了一双大脚，“生了一张娘娘的脸，但长了一双丫环的脚”。这双大脚是她的缺感，知县的太太没有花容月貌，却有一双令所有女人折服的小脚。这双小脚成为她自卑的来源，心头的疙瘩，也几乎成功阻止了孙眉娘对知县的痴情。然而生着一双大脚的女人是有主见的，莫言再度让她演绎历史是脚走出来的这个主题。孙眉娘的父亲孙丙用唱猫腔的好嗓子迷倒了山东高密的女摘自：毕业论文格式模板www.7ctime.com
人，孙眉娘却因为这双大脚迷倒了知县钱丁，“家里有一个忠厚老实能挡风遮雨的丈夫，外边有一个既有权又有势、既多情又多趣的相好。”
这部小说的大历史背景是德国人侵略胶州，至于写作初衷，莫言自陈《檀香刑》起初原是为了山东高密一带，让他难忘的火车和铁路的声音。最终，主旋律却让给充满地方传奇的地方戏猫腔。不过，猫腔倒比较接近敲锣打鼓的配音，或插科打诨的配角，嘻笑怒骂的串场角色。大历史当然更不是重点，反倒是之缠绵和刑戮之残酷，成了小说的焦点。这一点，《檀香刑》跟《红高梁家族》可说是姐妹篇。
先谈。《檀香刑》跟《红高粱家族》一样，写男女伦常之外的，《红高粱家族》野而外放，《檀香刑》相对文人气，却同样写得缠绵悱恻，各有擅长。相似处是，从脚开始。孙眉娘最为自卑的一双大脚，却深为知县所爱，被视为天然之趣。不在两眼之间，在两脚。脚又是生命力的象征，大脚荡秋千，可以振奋民心，可以移风易俗，一改高密女人缠足的陋习。
莫言再度发挥对脚的奇想，大脚用来挑胡须打屁股，种种闺房乐趣不在话下。还不止如此，莫言用了一章“比脚’来写知县太太的小脚和孙眉娘的大脚如何明争暗斗，迭起。孙眉娘饱受相思折磨几乎丢了性命，最终她仍然靠一双大脚走入县府。脚比手更有生命力，她主动追寻爱情的勇气和魄力，恐怕是（手上）大权在握的知县也难及。
再说刑罚。第九章《杰作》细写赵甲如何以五百刀凌迟犯人。《红高粱家族》的与暴力，进一步在《檀香刑》里获得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章当然也是《檀香刑》的大戏，莫言的杰作。多年前莫言曾在短篇小说《爆炸》中以五百多字的慢镜头细写父亲的一个巴掌，《杰作》更发挥残酷的想象力和文字的表演性，以至少一万两千字的长篇，把凌迟大刑高度细节化、审美化，每一刀均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务求让读者和受刑者同感痛楚。确实，华丽而残忍，深具表演性和现场感的舞台剧式叙述，很有凌迟效果。就这点而言，莫言以文字把施刑者、受刑者、观众和读者的反应都计算得极为高明。表演的目的在全面操控观众的情绪和目光，这章确实也成功地做到这点。诚如小说所言：“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大戏，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读完《杰作》，首先觉得痛，次是残忍。这两种形容都是感觉式的。感觉过去之后，读者或许会问，这种肉体的嘉年华，愈演愈烈的重口味叙事方式，用意何在？
相较之下，《红高粱家族》写罗汉大爷被孙五割耳剥皮的那一幕只是清粥小菜，也可以说，那是《檀香刑》之前的牛刀小试。虽然如此，罗汉大爷耳朵在瓷盘里跳动，由日本兵托着从男女老少之前走过的魔幻镜头，仍然是《红高梁家族》令人难忘的一幕。对于剥皮的过程，莫言的叙述是：“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的伤口剥起，一刀刀细索索发响。他剥得非常仔细。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罗汉大爷脸皮被剥掉后，不成形状的嘴里还呜呜噜噜地响着，一串一串鲜红色的小血珠从他的酱色的头皮上往。……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色的苍蝇漫天飞舞。”观者的反应是跪倒哭泣，的场面最后被一场大雨刷洗干净。孙五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剥皮的，他对凌迟行刑充满不忍，那不忍是人性的忏悔和慈悲。基本上这也是莫言对这场刑戮的态度。
然而赵甲是以艺术表演为前提的，莫言把对人的凌迟写成了庖丁解牛。这是一场肢解大戏，因此要设计五百刀，尽可能把每个血淋淋的细节放大、放慢，以全能视角把行刑受刑的心理和反应写到极致，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钱雄飞在受刑时，必须成为庖丁刀下的牛，施刑者与受刑者必须置换成人与（动）物的关系。如果是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如《红高粱家族》的场景，观众不忍，孙五恐惧。莫言也就必须节制他的笔力。
这场刑戮的嘉年华在中国小说史上可谓空前，莫言火力全开，驰骋他的想象和文字魅力，对杀戮的和残酷毫不手软。五百刀可是高难度大刑，考验刀工也考验人性，赵甲几次感到难以为继，但这是一场表演，必须让行刑者、受刑者各得其所。“高度的敬业精神不允许他中途罢手……他完全可以将钱尽快地草率地处死，但责任和他的道德不允许他那样做。他感到，如果不割足刀数，不仅仅亵渎了大清的律令，而且也对不起眼前的这条好汉。无论如何也要割足五百刀再让钱死，如果让钱在中途死去，那刑部大堂的刽子手，就真的成了下九流的屠夫。”
必然需要五百刀，因为这是艺术。要用心用眼，而非用手用刀。这是莫言说服读者的杰作，如果我们熟悉莫言的小说，《酒国》那真假难分的红烧婴儿也采用这种写作方法，究竟那是如假包换的婴儿或是厨师的艺术杰作？当解说员说明婴儿肉体部位的构成或做法，反而欲盖弥彰，弄假成真。莫言也可以草率地把钱处死，或者仁慈一些像对待罗汉大爷那样从轻发落。然而没有，莫言选择了精工的五百刀挑战自己也凌迟读者。凌迟读者自然不会是写作者的终极目标，挑战自己的成分或许更多一些。五百刀的笔力是小说技术的展示，五百刀既是艺术也要灵感，写到读者也觉得痛，就是成功。莫言把酒神外放的写作风格驰骋到极致，写成了《檀香刑》的《杰作》，一种残酷的肉体嘉年华，当代中国小说的庖丁解牛。
张闳曾指出莫言的小说文体有扩张性的特质，在语言风格上则是挥霍，并认为这两者都肇因于知识和粮食的匮乏。他认为莫言的小说往往具有发达的感官经验，然而这些经验里都隐藏着一个匮乏主题。因匮乏而膨胀，而磨砺了对知识论文导读：爱护的社会，是不人道的社会。”如此不厌其烦的大段引述，主要是说明，莫言的小说常有自成一套的论述逻辑，插科打诨也罢，文体扩张也罢，或者前面所说的把一切推到极致，往死里写，无限上纲的夸张风格也罢，效果只有一个：肉身成道。把小说唯物化，即便在处理中国计划生育问题的小说《蛙》中，他也把母亲的初乳视为“物化的母爱”，饥
和食物的想象力。张闳的匮乏经济学确实可以在精神分析那里找到基础，也可以合理地解释何以莫言的小说和散文，对食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莫言对物或物质（一切形而下之物）拥有如此强烈的兴趣，“饥饿”是关键。除了《酒国》以饮食为主题，莫言的小说基本上少不了食物和酒。他的散文《食事三篇》和《卖白菜》都写过对食物凶猛的渴望，以及童年的贫乏经验。演讲集《小说在写我》也一再提到饿饭的经验，“但饥饿使我仍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愤走上了创作之路”，这段引文把食物对照形而上的，可见莫言的“唯物”兴趣，这样的观点或许跟农民的务实个性有关，一切都要落实到物质层面，被触摸到、感受到，乃至于吃进肚子里才踏实。
莫言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农民经验对他的影响，这最根本的影响其实摘自：学生论文www.7ctime.com
在他的小说中发挥了他的农民特质，一种唯物的写实基调，在写实之上覆盖上雄浑想象，也往往要把这种想象写到极端，发挥‘往死里写”的功夫。这种雄浑的想象形成了张闳所说的挥霍风格或扩张性文体，亦是莫言小说的精彩之处，所谓小说家的技艺，说故事的本领和方式，风格也。
然而莫言的扩张性文体也有过犹不及的时候。《丰乳肥臀》即是一例。这本小说等同于博物学。莫言对生命的赞美，往往是把生命和生命感觉的物化。《丰乳肥臀》（1996）却是以女性的肉体作祭，乳和臀是小说的核心，也是孕育生命的来源。这部长篇并非莫言的佳作，然而却是莫言唯物论的佳例，表现了他对肉体的高度兴趣。莫言极度放纵他对的想象和笔力，形成华语小说的奇观。“山是地的，浪是海的，语言是思想的，花朵是草木的，路灯是街道的，太阳是宇宙的……把一切都归结到上，用把整个物质世界串连起来。”作为献给母亲与大地的长篇，或有其孕育和哺乳的母性意义，然而这个主题在《丰乳肥臀》中已经被各式各样的关于的夸张描写抵消了。
或者以为论述对象：“女人最重要的特征是生着发达的。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对的爱护和关心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女人要为自己的感到自豪，男人要为女人的感到骄傲。舒服了，女人才会舒服。女人舒服了，男人才会感舒服。因此只要把侍候舒服了，人类才会舒服。一个不关心的社会，是野蛮的社会。一个不爱护的社会，是不人道的社会。”如此不厌其烦的大段引述，主要是说明，莫言的小说常有自成一套的论述逻辑，插科打诨也罢，文体扩张也罢，或者前面所说的把一切推到极致，往死里写，无限上纲的夸张风格也罢，效果只有一个：肉身成道。把小说唯物化，即便在处理中国计划生育问题的小说《蛙》中，他也把母亲的初乳视为“物化的母爱”，饥饿的童年记忆，可见如何化身为小说家的唯物书写，小说的运作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