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台湾政治社会化：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建构路径

论文导读：
摘要：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认同趋于减少，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分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危机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后，梳理出这是由于台湾在解除戒严后形成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方式造成的结果。尝试提出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再建构来化解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异化，建构两岸民众共同的国家认同，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关键词：台湾民众；政治文化；“一个中国”；国家认同；政治社会化
作者简介：廖中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自20世纪90年始，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出现了认同“中国”趋少、认同台湾趋多的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三大战略任务之

一、因此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便凸显其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政治文化、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

国家认同属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也属于政治文化的部分内容，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为了说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状况，在此先对政治文化、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解读。
1 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最早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界定某一民族和社会对于某一政治系统及其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阿尔蒙德等学者看来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大陆学者王惠岩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他还概括性地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种态度和价值倾向”。台湾学者江炳伦则指出政治文化具有“对民众国家的认知与认同”、“国民之间的同胞感和合群的精神”等的指向。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民众在当时政治社会环境下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取向。政治文化概念的首创者阿尔蒙德试图用政治体系的概念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以政治体系的视角看，该政治体系（国家或政治实体）通过输入、输出和反馈等路径来取得体系内民众的支持，整合亚政治文化，获得民众的认可。
2 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出生时同其他动物一样仅仅只是一个生物体，只有生理上的需要和活动，随着人开始融入社会，就由自然动物发展成为政治动物，这需要一个认识政治生活、学习政治知识、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以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台湾学者彭怀恩在其专著中指出：“政治体系无可避免的要面临持续生存的问题，因此把现存体系内的政治文化代代传递……以到达‘模式维持’和‘目标达成’，这是涉及到政治社会化。”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等在《政治科学》一书中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对政治态度和社会习性的学习——对稳定政府至关重要”；政治文化论的创始者阿尔蒙德、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正因为二者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了解政治文化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3 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
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原本就是一个界限很模糊的概念，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专著《谁是美国人？》一书中开篇提出Identity（认同）这一概念“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然而又是极其重要，“无处不在”而“躲不开”，对于认同（Identity）亨廷顿提出了四个面向：认同分为个体与群体认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有多重身份认同，较小的群体也是有多重身份认同；认同是自我界定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所导致的产物。这样的观点其实已经指出对于具有主观意愿性质的认同意义重大而又难以单方面地进行界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同他人的交往中去区别。认同不单单包括民族、种族、文化认同，延伸到政治学领域就变成政治认同，大陆学者鞠海涛认为政治认同包括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阶级认同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认同。这说明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中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决定国民的归属感，台湾学者江宜桦进一步提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
通过对上述这些相关概念的解析，可以看出国家认同属于政治心理活动，是民众对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认知与取向，也属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化导致的产品（结果）。在政治社会化稳定的国家和体制下，不太会发生国家认同危机，而一旦该国（或地区）的政治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了异动，政治社会化出现多面向，传达给民众的国家意涵对立相反，则很容易导致民众在国家认同层面出现混乱状况，出现国家认同危机。

二、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状况及原因分析

为了说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变化，这里引源于：论文致谢范文www.7ctime.com
用香港大学民调机构对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调查结果，从2005年—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台湾民众分别为56%、60.1%、53%，认为是“中国人”的为7%、4.8%和3.1%，持双重认同（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34.3%、33.4%和40%。从这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出三组信息，一是认同自己为“台湾人”的比例至少在五成以上，二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比例一直呈现很低的状况并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三是持双重认同的比例约在33.4%至40%之间。对于为什么在此期间台湾民众会出现如此之低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确引起大陆同胞的惊讶与困惑。为了更详细地说明台湾民众论文导读：
在国家认同和统独倾向方面呈现的趋势，笔者引用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20世纪90年始连续做的抽样调查结果，对这两个图表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研究台湾民众政治认同倾向变化。在图1中，回答是“中国人”和“无反应”的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下降比例更为明显，回答“都是”的数值在39.6%—49.3%之间波动，而回答是“台湾人”的数值则呈显著上升趋势，从1992年的1

7.6%逐渐攀升到2011年12月的52.2%。

在图2中，从总体趋势看，“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比率在1994年为38.5%，在1995年猛然降至24.8%，而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06年达到38.7%最高位，以后有所下降，到20源于：电大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11年12月时仍维持在33.8%的数值，意味着3个台湾人中就有1个台湾人持“维持现状再决定”的观望态度，对两岸的统一持“不独、不统”的骑墙态势；“永远维持现状”的比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2011年12月达到最高值的27.4%，同期“偏向独立”的比率为15.6%；“偏向统一”的台湾民众从总体上看呈现下降趋势，而主张“尽快统一”的人数一直都是较低的比率。
上述趋势图中的信息反映出，近十几年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呈现以下特征：一方面是认同台湾的民众数量成上升趋势，认同“中国”的数量在不断下降，要求两岸统一的人数在减少，偏向独立（含永远维持现状）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既认同台湾又认同“中国”（持双重认同）的比例在台湾仍占有一定的数量，持“维持现状再决定”的人数与持双重身份认同的比例接近。这显示出在台湾尽管有五成以上的民众认同台湾，只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民众仍认同“中国”。这些调查数据与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机构所得出的数据相似，同样说明目前在台湾，民众认同“中国”的数量在减少，认同台湾的数量在增加，给大陆同胞的印象是台湾在越来越远离祖国，这个现象被称为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要解读这个特殊政治现象的出现，笔者认为应该从台湾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人手。
1 “解严”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两蒋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与大陆政权争夺正统，维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灌输给台湾民众的无疑是“中华民国”的认同。台湾淡江大学研究生粘美惠在其学位论文中写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在台湾实行的统治结构，采取的就是的威权体制，也就是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形成所谓的党国体制。……而体制中另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一个中国原则认知系统的建构，作为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基础。”台湾学者陈光辉、蔡奇霖也认为：“我是‘中国人’在解严前是这个问题的‘标准且安全的答案”’，而“解严后的自我认定都是朝着台湾人认同的方向变动”。另一个台湾学者王尧钧做这样的评价：“在经国先生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台湾多数居民对自己中国身份的持有仍然表示认同，且不因持有而感到焦虑。直到90年代，继任台湾政治领导人的心态带动了新一波政治意识形态的转换，从此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歌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高唱‘自由’的本土电视台……此刻，拥有中国身份认同者，反而成为奸类，必须大肆加以鞑伐。而诛灭异己只为了巩固那摇摇欲坠认同的结果，遂造成不同身份认同者之间交相指责，彼此攻扦，人人唯恐成为诛杀对象而不安，社会于是呈现歇斯底里的疯狂病态。”这里必须指出，台湾民众多年灌输的国家观与大陆民众的国家观截然不同，台湾民众多年来形塑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符号与象征，这与大陆民众多年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别。从符号政治学的角度看，二者代表的符号不同，所指向的内在意涵也不同，在台湾是以三义为指导，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在大陆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二者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在大陆的中国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都不放弃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指向，这是国共两党在实现国家统一大业上的交集所在。
2 “解严”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在蒋经国去世后，有着“日本情节”与“”意识的李登辉上台，为了将国民党排除台湾政权的核心、巩固其个人权力地位，开始实行分化政策。也就是这种分裂国民党势力的做法，使得一部分持有强烈统一愿望的原国民党人分离出来另立新党。可以说李登辉上台后实行的本土化政策和分裂做法，开启了台湾本土化与“脱中国化”的肇端。两蒋时期台湾的“刑法第100条”是起诉、审判“”分子、打击“”活动的法律依据，在李登辉的支持下，1992年5月台湾“立法院”对此条款作了修改，使得“”活动在台湾岛内合法化，海外“”分子纷纷回台，一时间“”活动甚嚣尘上。李登辉还提出“台湾主体性”建设，经过十几年来的推动教育，以“台湾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台湾意识”在台湾渐成一种显性的主流意识。关于李登辉的政治思想和作为，陈孔立教授做了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李登辉受过皇民化教育，对日本殖民者很有感情。他自己说：‘我接受正统的日本教育，当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公然鼓吹‘日本在台湾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在历史上好好记上一笔，一定要让台湾青少年知道日本人曾经在这里做过了不起的事情’。在亲日的同时，他又极力……主张要‘摆脱大中华主义’，从而摆脱‘一个中国’，直到摆脱中国。”可以说正是在李登辉的运作下，通过“去中国化”和扶持“”的动作，对台湾民众进行以凸显“台湾主体性意识”和“去中国化”为特征的政治社会化改造，开启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混乱的肇端。
3 政党轮替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在李登辉的暗中扶持下，和民进党在2000年靠国民党内部分裂的机遇上台，四年后又侥幸地通过“两颗”的效应继续执政。对于民进党而言，从1986年成立发展至今，其社会政治基础并不厚实，既没有执政经验又缺少执政人才，无法与多年执政的国民党进行抗衡。在台湾形成蓝绿对峙态势下，为了捆绑台湾民众、巩固执政权而不断炒作“统独”议题，把中国大陆丑化为对立面和敌人，用以煽动民粹、动员民众，台湾学者徐火焱写道“长久以来，台湾的选举论文导读：加以区分，挑拨原本不明显的省籍矛盾、族群纠葛等，造成“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四大族群之间愈来愈严重的隔阂与对立，反过来也逼迫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在国家认同和台湾前途走向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逐渐向绿营妥协和靠拢。此外，李登辉和推动下的“中华民国”宪改在法治观上固化了“中华民国在台湾”想象，在李登辉推
充满着政治情绪的激昂与政治情感的诉求，政党及候选人提出的政策良菰反而不是决定选民党派抉择的主要因素。……在台湾社会中，政治情感因素在个体层次上，可以台湾心与中国情两种对立的政治心理来贯穿，而背后所隐含的则是集体层次上所谓的台湾结与中国结的集体潜意识”。正是在民进党的挑拨和操弄下，“爱台湾或卖台湾”成为蓝绿攻防的最重要议题。美国政治学家艾伦·艾萨克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稳定的政治制度中，自然的社会化过程处于支配地位；与此同时，不稳定和变革时期将指导的社会化推到了前沿。”在民进党的政治绑架下，将“统独”争议用“卖台”还是“爱台”的二元对立议题来加以区分，挑拨原本不明显的省籍矛盾、族群纠葛等，造成“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四大族群之间愈来愈严重的隔阂与对立，反过来也逼迫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在国家认同和台湾前途走向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逐渐向绿营妥协和靠拢。此外，李登辉和推动下的“中华民国”宪改在法治观上固化了“中华民国在台湾”想象，在李登辉推动下经过六次宪改，“搭建起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权架构”，而更是不断鼓动催生新宪法，要制定“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让台湾成为“主权独立”的“正常、完整、伟大的国家”，其结果是“使得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倾向出现混乱”，同时李登辉和时期的“文化”、“去中国化”、“公投制宪”等激化了“统独”矛盾，使得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异常混乱的状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代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出现异状、偏离“一个中国”的认同转向“台湾”的认同发端于解严后，这与台湾在解严后实行的政治化有密切关系，在蒋经国后期，受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化浪潮的冲击，台湾开始了由威权体制向体制的转型，这个化进程中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解除党禁、开放选举，这个进程被具有“”意识的李登辉所利用，不断削弱具有“统一”色彩的国民党势力，同时扶植起谋求“台湾主权独立”的民进党。在李登辉的扶助下源于：论文开题报告www.7ctime.com
，有着“”党纲的民进党逐渐成长起来。在2000年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后，演变成以国民党为主的泛蓝阵营和以民进党为中心的泛绿阵营争夺执政权的局面。这样，在台湾地区选举利益高于一切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拥有本省籍民众支持、具有“”倾向的民进党不断宣传鼓吹下，将国民党看成是外来统治势力，是“同路人”，把中国大陆的统一国策看成是对台湾的打压，会使得台湾再度回到过去无法“出头”的日子，以台湾民众“出头天”的心理结合百年来台湾的悲惨遭遇，结合国民党统治时期由政治社会化造成的“恐共仇共”心理，将中国大陆看成对立面，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敢于公开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弱，而强调所谓“台湾主体性”、“台湾前途的自由选择权”的民众也就越来越多了。可以说，由于台湾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分裂势力抬头，分裂思想在岛内泛滥成灾，又由于政党轮替导致的执政权更迭，为了获得台湾民众的选票，在政客的操弄下，认不认同“爱台湾”成了台湾内部的主旋律，同时由于多年来对中国大陆的负面政治社会化影响尚未消除，导致认同“中国”的台湾民众人数在不断减少。

三、通过政治社会化路径再建国家认同

台湾学者彭怀恩提出：“一个政治体系的持续和变迁，与其政治社会化过程有密切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体系获取支持的最有效且最重要的方式是透过政治社会化，使政治体系的成员对于政治群体、体制及政府发展出积极的心理取向”。从功能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手段和方式，相对于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是目的；相对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是手段。政治社会化的主要作用便是传播、维持和改造政治文化。西方学者经常谈到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有两种不同的产生方式，一种是由社会精英分子，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推动和制造出来，为的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种所谓的认同有很大的伸缩性，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而改变，而另一种则是基于长久历史演变而自然形成。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权力结构，常常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生命力很脆弱；而后者则以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为基础，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信仰之中。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922年发表的《对外宣言》中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考察两岸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并在人为的作用下造成的，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其“去中国化”操弄的痕迹非常明显，正是在这种政治操弄下，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模糊和混乱。
由政治社会化造成的结果终究需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来解决，对于台湾民众出现的国家认同方面的异状，依然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路径来加以纠正。对两岸目前的政治状况而言，在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信和协议暂时无法达成的状况下，必然要经过先易后难、先经济文化后政治军事的接触与交流过程，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两岸的信心措施和交流机制，不断扩大和促进两岸民众的交往，从外部方面促进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建构，重新回到“一个中国”为基础的国家观的认知轨道上来。
1 增进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促进两岸共同史观的教育
少数分子出于其险恶的用心，处心积虑地试图消除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扭曲台湾民众的认同倾向，以便建构其所谓的“台湾共和国”，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台湾总有些分子不甘心与大陆统一，不甘心将政权拱让给国民党，他们采用各种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就是为了污蔑、丑化、败坏“中国”在台湾心目中的印象，人为地制造出“独立”的台湾史观，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在台湾民众中设置对“中国”认知的心理障碍。这种险恶做法必然会对部分台湾民众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大陆不了解的民众和处于政治社会化重要阶段的台湾青少年形成不良的认知，造成他们不愿认同“中国”，甚至不认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2012年2月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提出，由于陈水论文导读：水扁当局的“文化”政策，两岸的文化交流呈现递增势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一些具体事例看，2008年7月百余位大陆京剧艺术家在台北戏院演出新编历史京剧《妈祖》、9月在北京紫禁城上演了台湾的南音乐舞《洛神赋》，2009年两岸故宫交流、联合编纂《中华大辞典》、在台北举办大陆图书展，大陆各地优秀的文物、剧目，如“秦兵马俑
扁等刻意编写的历史地理教科书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使得他成为失去祖国的“亡国人”，台湾学界张亚中、戚衍等多次提出要推动台湾建构共同的史观，使得台湾民众重新恢复到对“一个中国”的共同认知层面上来，台湾统一联盟主席纪欣也持类似的观点，多次呼吁去除由分子建构出来的史观，恢复到正确的台湾历史史实的认知上来，唯有如此，才能让年轻的一代台湾人对中国有正确的了解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陆也应该加强对台湾百余年来所遭遇的特殊经历的正确认知和教育，对台湾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恐共仇中”情节、悲情意识等政治心理正确解读，使得两岸在交流中不会产生更多的误解和隔阂。
2 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增长
两岸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和文化关联，如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长沙第五届经贸文化论坛上所指出的“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血同缘、书同文、语同声，亘古未变。”这是两岸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和共同点，尽管台湾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与大陆之间出现了不少差异，但两岸之间依然具有诸多共性之处，因而在文化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自2008年5月马英九上台以来，抛弃了当局的“文化”政策，两岸的文化交流呈现递增势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一些具体事例看，2008年7月百余位大陆京剧艺术家在台北戏院演出新编历史京剧《妈祖》、9月在北京紫禁城上演了台湾的南音乐舞《洛神赋》，2009年两岸故宫交流、联合编纂《中华大辞典》、在台北举办大陆图书展，大陆各地优秀的文物、剧目，如“秦兵马俑特展”、“永远的孔子大展”、“屈原的故乡——楚文化特展”、齐白石作品展以及京剧、越剧、昆剧、闽剧、歌仔戏、南音、高甲戏等纷纷赴台亮相展演，2010年7月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经贸文化论坛，有关专家专门就两岸文化教育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再从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文）的发展情况看，2008年11月首届文创下了58.7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佳绩，2009年11月第二届文又创下了87亿元人民币的新佳绩，比增近五成，2010年6月举办的第三届文成交金额近99亿元人民币，继续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2011年11月第四届文则突破性地达到了300多亿元的总签约额，比上届增长了2倍多，相对于时期阻碍两岸交流的做法，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彼此得到繁荣和发展，获益匪浅。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致谢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