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论语以《语》两个英译本探析译者文化身份动态构建学年

论文导读：
摘要： 典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文本精髓，其翻译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且是构建本土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论语》作为系统记载孔子言行的唯一著作，集儒家思想之大成，是中国文化身份的强大支柱。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层见叠出的《论语》复译本时代特色更加鲜明。一方面，价值取向、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译者文化身份定位进而影响翻译活动，《论语》译本被赋予的含义与期望同样时移事易。另一方面，《论语》外译在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通过传递文化信息、塑造孔子形象等构建中国文化身份的同时，也获得了从“他者”角度审视自身的能力。本文选取辜鸿铭、刘殿爵两个颇具影响力的《论语》译本，通过比较分析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化身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 文化身份《论语》英译翻译活动
1.引言
孔子是储存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里的重要历史人物形象，是价值观的载体，是文化身份的强大支柱。而《论语》作为系统记载孔子言行的唯一著作，集儒家思想之大成，拥有“诸子之书《论语》为首”的显赫地位，译本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正是其不断被复译之原因所在。在跨文化交流中，《论语》外译既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弘扬中华文明，体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又获得了从“他者”角度审视自身的能力①。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论语》译本在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与期望，反映出译者文化身份的时代特征。本文选取辜鸿铭、刘殿爵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华人译本，通过比较分析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化身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及文化意义。

2.文化身份与翻译活动

“文化身份”主要指个人对一个特殊文化或族群的归属感②，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中形成的一种对其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并被逐渐内化为个体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人们的文化身份可以通过民族、阶级、职业、语言、性别等为依据，并结合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来确认，主要涵盖了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自我认同是各文化群体及成员在明确自身角色的前提下，通过行为与言辞表现给“他者”的形象；他者认同则是“他者”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通过语言、行为等加以比较所赋予某个文化群体及成员的形象认知。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的特征是动静结合③，既拥有相对稳定的领域，又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充实。
影响文化身份的因素繁多，第一，价值观。作为文化身份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世代相传，直接影响文化团体及成员的生活方式。来自集体价值观念群体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会更倾向于通过翻译来实现某种有利于整个文化群体利益的目的。而个人主义价值观群体的译者则可能更趋于个人期望④。第二，权利差异。萨义德认为，文化身份的构建始终都与叙述者“我”与被叙述者“他”密切相关。那么我者与他者之间必然存在一种权利对比，表现在翻译中则是：强势文化不仅在数量上较少地译入弱势文化文本，在翻译时往往会依照本群体文化认知及语言习惯，而弱势文化则恰恰相反⑤。第三，文化定式，也称刻板印象，涵盖自我印象及他者印象，或主观或客观或积极或消极。不论是消极的偏见还是积极的肯定，都会激发某一文化群体及成员的身份意识（同②）。而译者受到文化定势的影响，出于强化或改变原有文化定式的目的进行翻译活动。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桥梁，翻译活动与文化身份同样关系密切，一方面，译者的文化身份影响其文化态度，而文化态度决定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选取及翻译策略等。另一方面，译本反作用于目的语文化群体是否理解，以及如何看待、评价源语文化。正如Venuti所言：“文化身份的保留与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翻译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⑥。

3.译者文化身份及英译动机

辜鸿铭（辜氏）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言，所处时代正值战争之后，国内‘西学东渐’盛行。彼时，中国学者本着救国除陈之意，积极从事外文引进，而推介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基本掌握在传教士及少数汉学家手中。其次，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物质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赋予落后、野蛮、奸诈的刻板印象。这些都使辜氏的民族自尊备受打击，但同时也激发他逆流而上，致力于中国典籍外译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另外，辜氏对西方传教士的中国经典翻译颇为不满。他对理雅格的《论语》译本评价道：过度直译使得本就文化差异巨大的西方更加觉得中国文化晦涩难懂⑦。辜氏笃信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与普世性，出于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思想精髓，反省并修正强加于中国的成见之目的进行《论语》英译。正如他所说“希望受过教育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完此译本后，能引起对中国人带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⑧。
刘殿爵（刘氏），祖籍广州生于香港，二战期间曾在大陆工作，后远赴苏格兰攻读文学硕士主修哲学。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海外华人身体里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使得他更加愿意向异域文化群体展现中国社会的文化身份。再者，虽然取得民族独立，但常年的战争使得中国大陆满目疮痍，兼之中西外交尚未建立，中国典籍外译数十年间几乎一片空白。西方对中国的印象虽有别于二十世纪初期，但仍存在严重偏见，这些便是刘氏译本诞生的外在因素。就其个人而言，刘氏不仅是一位中英文根基扎实的研究型译者，更是一位哲学家，其《论语》译本力求从本义上解释孔子原意，把孔子教义视作一个整体来解读（同⑧）。出于弘扬中国哲学，搭建中西交流平台，恢复孔子思想本来面目之目的，历经近十年的不懈研究，刘殿爵于1979年出版了《论语》英译本，意在改变西方“中国无哲学”的旧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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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体现
译者文化身份决定了翻译策略。辜氏本着“中国文化救西论”，试图通过儒教寻得出路以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内部蕴含着的深刻危机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及文化优越感使得其更加趋于文化民族主义，要在译本中体现《论语》的普世功能。上选之策绝非炫耀迥与于论文导读：等的词汇。辜刘两译本在处理核心词时尽量做到以某一对应词来提纲挈领凸显术语之地位。如“仁”，辜氏选用来自拉丁语的“moral”一以贯之，如morallife（3.3，4.4），moralsurrounding（4.2）等，虽不能完全表达出汉字“仁”的丰富内涵，但更符合西方哲学思想，正是因为“要武装自己，首先要找到它们在欧洲语言中的对应物”（同⑧）。类似
西方的中华独特遗产，而是采用归化以更好地使文本融入强势文化，且不着痕迹地体现孔子思想之优越。而刘氏为了取得强势文化的理解与话语权，其译本努力还原孔子原意，从本义上诠释儒家核心思想，向西方世界介绍一部富有民族特色的哲学经典从而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出于权利差异，在译介《论语》时也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以避免生硬，其文化身份的杂糅性也决定了翻译策略的杂合。

4.1语言文字表述

《论语》中的难点之一就是大量出现了体现儒家思想精髓的“仁”“义”“信”“君子”等术语，而在英语里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汇。辜刘两译本在处理核心词时尽量做到以某一对应词来提纲挈领凸显术语之地位。如“仁”，辜氏选用来自拉丁语的“moral”一以贯之，如moral life（3.3，4.4），moral surrounding（4.2）等，虽不能完全表达出汉字“仁”的丰富内涵，但更符合西方哲学思想，正是因为“要武装自己，首先要找到它们在欧洲语言中的对应物”（同⑧）。类似的还有将“忠”对应为loyalty；“天命”译为Law of God或religious等。虽然辜氏选用的词语看似富有西方宗教色彩，但通过注释将儒学提升到了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高度，甚至让读者认为孔子思想是一种超越西方的更高真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难免有民族保守主义之嫌。
刘氏译本尽量使用相对固定的译法来表述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地位，如用rites表达“礼”，Destiny泛指“命”等。但在词语选用时兼顾西方读者理解度和中国哲学观的表述。同样以“仁”为例，刘氏创造“unbenevolent”这样的新词以补充其广博内涵，他在注释中说道：“原文中‘不仁’不止是意味着‘仁’的缺失，而且有主动含义，所以non-benevolence不足以表达这种内涵”⑩，类似的还有“未学”用unschooled，“君子”用如gentlemanliness这样极少使用的词来表达。再如“忠”，刘氏将其译为do one’s best/utmost，因为所谓的忠并不是loyal反映出的对宗教的膜拜，而是建立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孔子思想表达的“忠”有别于基督教中“爱我们的敌人”而是“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的适度。相较于辜氏，刘氏译本中更加体现了翻译的杂合及身份的杂糅。

4.2文化信息传达

《论语》中出现的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辜刘两译本的处理方法亦有不同。在历史时期层面，辜氏对重要朝代在脚注中与西方进行横向对比，而刘氏直接采用拼音翻译；人物介绍方面，除少数弟子进行了括号注解并在脚注中直接比拟西方著名人物形象，辜氏均称他弟子为“disciple”，而刘氏译本附录二中对孔子重要弟子进行介绍；而西方读者难以理解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韶》、《武》”，辜氏尽量简化将其译为：a piece of music，刘氏则采用“音译加注释”之法凸显文化特色。另外，辜氏尽量采用归化，而刘氏则更偏向异化。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子罕篇第九》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辜译：“Ah，woe’s me.I do not see any signs either in heen or on earth that we are near the end of the present period of disorder and anarchy and that we are about to inaugurate a new order of things in the world.”
刘译：the Phoenix does not appear nor does the River offer up its Chart.I am 源于：免费论文网站www.7ctime.com
done for.”
“凤鸟河图”是极富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朱熹道：“凤至图出，文明之详”，辜氏译本中没有任何与凤鸟河图相关的信息，而刘氏运用了异化以彰显特色，并在注解绍其内涵及言外之意。可见，辜氏尽量简化甚至删去文化感很强的专有名词以消除陌生感（同⑥）；此外，辜氏旁征博引西方名家之箴言来注释相关经文，不仅成功借助强势文化为中国的儒学推介开辟道路，得到西方读者的了解与尊重，还成功地拔高了儒学，使其上升为一个海纳百川，超越时空且更加优越的普世真理，如在《子张篇》中引用Goethe说明善待与宽恕，并加评述道：“中国早已在两千年之前就取得了文明的真正进步”（同⑧）。刘氏则尽力传达中华特色，通过直译，音译或加注释的方法让西方读者了解异域文化。
总之，辜氏尽量使用标准、典雅、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对文化信息的处理方式源于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歪曲刻板印象的使命感，为了将儒学成功推介到强势西方文化中，较多地使用归化等易于西方读者理解接受的翻译方法。刘氏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出于弘扬中华文化之目的，为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个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哲学典籍，但由于东西方权利差异依旧存在，在满足西方读者了解神秘中国文化的同时为了要避免巨大陌生感的产生而运用杂合译法，两译本中充分体现了译者的文化身份及翻译目的。

4.3译本对文化身份的塑造

如前所述“翻译参与了文化身份的塑造过程”，《论语》译本在传达语言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文化形象。辜氏译本中孔子是一位有喜怒哀乐，平易近人随和友善的绅士。如译文中孔子和弟子谈话时常称他们“my friend”；用语气词“Alas！”表达孔子对爱徒颜回离世的惋惜。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上，辜氏尽量保持原文风格，使用借代对仗等修辞方式或以诗译诗兼顾韵律，给中国文学形象添加了一笔浪漫色彩。刘氏译本中，孔子是一位快乐的，追求道德、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同{11}）。译本翻译周密，力求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达清晰的概念（同⑦），将孔子刻画为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智者；句法上，刘氏译本中常使用连接词，或从句形式以兼顾形合并表达逻辑清晰的含义，这些自然赋予文中人物作风严谨的形象。
辜氏译本虽由于过度归化论文导读：刊，2008（2）.⑧黄兴涛.辜鸿铭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45-346.⑨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197-237.⑩孔丘著.杨伯峻今，译.刘殿爵英译.Confucius：theAnalects.北京：中华书局，2008.8{11}D.C.Lau.Confucius：theAnalects.London，PenguinClassicsLtd，1979.{12}朱熹.论语集注.济南：齐
被许多学者诟病，但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论语》之所以被学者们不厌其烦的重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赋予它不同的时代使命。在辜氏所处的时代，西方对中国文化不仅知之甚少，而且偏见严重，若要向外介绍真正的中华文明，在译介文本时首先要让西方人愿意阅读。而辜氏的译本别开蹊径，创造性地采用“以西释中”的文化策略吸引他们，成功地向西方读者呈现出中国的文化风貌，在他之前中国的典籍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接受效果。刘氏译本虽然难以跳出华人翻译典籍的怪圈——即倾向于使用西方哲学和宗教术语来对比儒家思想以迁就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但译本除了用近似释义解读原文，还在注释中涵盖了相应的文化源流，尽力采用准确的表达方式以向西方读者展现异域风貌。刘氏被其学生安乐哲评价为“西方最受尊敬的中国哲学翻译大师”，其《论语》译本之所以能成为西方的“经典”，在西方社会常被作为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学课程的标准书目来使用，除了精确的语言，还因为出于文化权利差异而采取的杂合翻译策略，译本兼顾了西方读者的接受度及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感，这也是儒学走向世界促进多元文化共存的必然途径。5.结语
辜氏所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及刘氏翻译《论语》的二十世纪后半段，中西之间都处于文化权利的不平等状态。相较其他华人译者，他们的《论语》英译本都较为成功地进入强势文化，除了有扎实的英汉语言功底、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二人对时代要求的准确把握。不论是偏向归化的辜氏译本，还是杂合翻译的刘氏译本，都是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下削弱强、弱文化对立以取得本土文化认同的明智之举。
两译本在西方取得的良好接受效果也给当今文化发展带来了启示。文化建设方面，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地位已经取得了显著提高，但仍处于弱势文化地位，软实力的发展不容轻视。首先在顺应时事变迁吸纳他文化精华的同时更要做到文化的自我认同以保持文化凝聚力，增强延展力与竞争力，对内应提倡国学教育，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同时对外加强文化交流，推广诸如“文化桥”活动、“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这里所指的影响力只是一种单纯的汉语言文化介绍，是为了让更多的西方人民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以取得客观的文化印象，而绝非像近期美国“孔子学院”乌龙事件中所说的传播价值观。翻译研究方面，时下经典翻译仍然是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只是在翻译活动中要更加注重时代的要求。正如王宁教授所说：我们的翻译重点应该转变为把中国文化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最主要的语言——英文{14}。而具体的翻译方法应该除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之外，也可酌情采取原文中英对照加典籍今译中英对照的翻译理念；对中国文化特色词语可以采取拼音标注及文化内涵注解；对不符合当今发展要求的部分加以时代说明。总之，多管齐下使读者在能够读懂译文的同时学习一些汉语，在了解古老中华文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身份的动态发展。
注释：
①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②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③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④Ting-Toomey.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30-31.
⑤Robinson，D..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31-32.
⑥Venuti，L..The Translat源于：毕业设计论文www.7ctime.com
or’s Invisibil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9.
⑦杨平.《论语》的英译研究——总结与评价[J].东方丛刊，2008（2）.
⑧黄兴涛.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

6.：345-34

⑨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1995：197-237.
⑩孔丘著.杨伯峻今，译.刘殿爵英译.Confucius：the Analects[M].北京：中华书局，2008.8
{11}D.C.Lau.Confucius：the Analects[M].London，Penguin Classics Ltd，1979.
{12}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86.
{13}儒风.《论语》文化翻译策略研究[J].中国翻译，2008
（5）：52.
{14}王宁.翻译的文化构建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J].中国翻译，2005（6）：8.
基金项目：河南工业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S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