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实证研究-封面

论文导读：正式渠道就业，他们更多的还是依靠最值得其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不同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着不同影响。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将基于初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的划分，分别讨论二者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初始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前在迁出地就拥有的社会资本。现有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社会关系结构
摘 要：笔者利用1446个在沪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建立logit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表明，以教育程度、职业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而与城市居民进行经常性互动建立起来的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城市融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农民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GL04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102）；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BJA090055）；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1B247）。
作者简介：童雪敏（1984-），女，福建华安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晋洪涛（1974-），男，河南柘城人，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制度问题研究；史清华（1964-），男，山西襄垣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户行为研究。
1006-1096(2012)05-0033-05 收稿日期：2011-11-30
中国城市化进程当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不能有效吸收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和定居，城市化仅仅是要素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
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呢？在国外，理论界很早就注意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移民融入城市的影响，并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到移民研究中（Chiswick,1978;Borj源于：论文范文格式www.7ctime.com
as,1987;Portes,1995）。而在国内，学者普遍注意到宏观制度（蔡昉，2004）、流入地经济和社会结构（易善策，2007）、流动人口自身特征（任远 等，2010）等因素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但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缺乏基于大型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上海市1446个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中影响城市融入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从新的角度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政策参考。

一、理论与假设

(一)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人力资本之所以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重要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是人们获取基本能力从而也是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Sumner，1982；赵耀辉，1997）以及稳定性（蔡昉，2000），还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区位、从业时间和行业类别方面的选择能力（严善平，2007；范勇，2010）。这几个方面显然又可以影响到农民工在其工作服务城市的融入程度。其次，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从而提高其城市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中的技术素质需要培训来提高，而专业技术培训和文化教育二者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可以通过专业技术培训大大提高其非农就业机会（任国强，2004）。培训既可以为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使其更易外出就业，还可以促进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赵延东 等，2002），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最后，健康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劳动参与和城市就业具有显著影响。魏众（2004）曾利用中国营养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居民健康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发现提高健康资本存量对于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对其城市融入也会有着现实或潜在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民工人力资本丰富程度影响其城市融入。人力资本越丰富，农民工非农就业能力就越强，城市融入情况也越好。
分假设为：
假设1a：有利于流动人口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将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反之，将阻碍其融入进程。

(二)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摄取或者动员的资源。社会学家Portes（1995）指出，移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移民、在移民地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都与移民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
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民非农转移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民做出外出打工的选择。这是因为，目前农民工仍较少有机会通过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这两种正式渠道就业，他们更多的还是依靠最值得其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不同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着不同影响。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将基于初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的划分，分别讨论二者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初始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前在迁出地就拥有的社会资本。现有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依然是以地缘、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朱力，2002）。这种关系属于“同质”互动，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但也保护了农民工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从而阻碍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新型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异质”互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已有研究发现，到城市后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收益要大于无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曹子玮，2003），而在业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也可以帮助流动者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大大增强其在城市里的再流动性（卜长莉，2005）。相对农民工进城前的初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中作用更大（赵延东 等，2002）。
另外，也有学者注意到社会资本与流动者家庭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农民工流动开始出现家庭化趋势（史柏年，2005）。家庭迁移对人口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流动者进入城市的自身收益并不显著，但考虑到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时，个体仍有可能做出迁移决策（Lucas，2004）。家庭整体迁移到城市非常有利于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生活。这一行为还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继承性和先赋性提升下一代的社会资本。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农民工社会资本丰富程度影响其城市融入。农民工拥论文导读：
有和依赖初始社会资本的程度越低，积累和利用新型社会资本的程度越高，其城市融入情况就越好。
分假设为：
假设2a：有利于流动人口进行新型社会资本积累的因素将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反之，将阻碍其融入进程。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09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开展的一项在沪外来农民工调查。调查涉及在沪农民工的居住与出行、就业、子女教育、生活消费、城市认同以及相关政策执行等6个方面。共获取有效样本1446个。其中，男性样本占60.6%，女性样本占39.4%。从教育程度分布看，初中学历样本比例最大，为49.31%；小学及以下者为12.93%；高中及以上者占3

7.76%，其中大专及以上者为10.65%。样本其他主要特征见表1。

(二)模型构建

判断农民工是否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这个城市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问卷设计了这样一道问题：“对上海，您经常有以下哪种感觉？”备选答案分别是“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上海是可以实现我理想的地方”、“上海不过是我打工谋生的地方”、“我是上海的过客而已”及“其他”。若把上海作为第二故乡或可以实现理想的地方，做出这样正面评价的样本可以说已经基本融入上海；反之，若把上海作为一个打工之地或把自己作为上海的一个过客，做出这样负面评价的样本应该说尚未融入上海。因此，本文把样本对该问题的答案选择作为因变量，正面评价定义为y=1，负面评价定义为y=0，即0-1型因变量。由于对分类变量不宜直接进行回归拟合，本文采用Logit二元选择模型。设y=1的概率为p，则
Logit(P)=Lnp1－p=α+∑mj=1βjXij
p/(1－p)称作发生比（odds），在本文中表示样本对上海选择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发生比。将上式进一步整理，得
Pi=F(α+∑mj=1βjXij)=Exp(α+β1x1+…+βmxm)1+Exp(α+β1x1+…+βmxm)
上式中Pi是样本对上海选择正面评价的概率，m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Xij是自变量，表示第j种影响因素。Exp(βi)为发生比率（odds ratio，即OR值），表示的是自变量Xi每变化一个单位，样本选择正面评价概率与负面评价概率的比值是变化前的相应比值的倍数。当正面评价出现的概率较小时（一般认为小于0.1），OR值大小和发生比例概率之比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就可以近似地认为选择正面评价的发生概率为变化前的OR值倍。

(三)变量选择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本文将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1）控制变量。本研究分别控制了个体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相关变量。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性别、婚姻、年龄和收入。制度层面的控制变量选择了“在沪时间”和“是否申领居住证”。实证发现，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时间越长，就会越深入地卷入城市经济活动和社会网络（任远 等，2006）。因此，本文将农民工在沪居留时间纳入回归进行控制。研究还发现,城市的制度安排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任远 等，2010）。根据上海的户籍管理政策，取得上海户籍和居住证的居民与持暂住证的居民在社会福利方面待遇相差甚远。因此，本文将居住证持有情况予以控制。（2）人力资本含量特征。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的两大基本途径。因此，本文用“接受正规教育年限”和“是否接受职业培训”两个变量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进行测量。另外，健康状况也是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调查中，被调查者往往隐瞒其实际健康状况。因此，本文选择“就医方便程度”作为代替变量纳入分析，根据调查对象对“您在上海就医是否方便”一题的回答进行统计，用数字1～5来衡量其就医方便程度，分别代表“非常麻烦”、“一般”、“较方便”、“很方便”和“非常方便”。（3）社会资本含量特征。本文着重考察初始和新型这两类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由于流动人口的日常交往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社会资本积累类型，因此，本文将农民工对“经常交往对象”的回答纳入回归中。语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如果能掌握上海方言，无疑将给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带来很大便利。因此，本文将被调查者掌握上海话的程度用两个哑变量形式（分别是“是否听懂上海话”和“是否会说上海话”）纳入分析。同时，本文也使用“是否全家来上海生活”（赵延东 等，2002）来反映被调查者拥有社会资本的情况。该变量用两个虚拟变量（是否两人或三人以上共同生活）加以描述，反映了流动者在接受调查时家庭成员是否在本市居住。
本研究中自变量的选择和具体说明见表2。

三、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极大似然法回归估计，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给出了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注：调查表中有关文化程度的选项分别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回归时为考察受教育年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影响，将此变量替换成“教育年限”，6个选项分别赋值为3、6、9、1

2、115。

注：*P<0.1，*[KG-*2]*P<0.5，*[KG-*2]*[KG-*2]*P<0.01。
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个体和制度层面。模型1包含了反映样本个体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除了性别，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婚姻状况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已婚样本相对于未婚群体融入程度更低。年龄变量系数为负，说明年龄较长的农民工更难以融入城市。收入变量系数为正，对样本选择正面评价概率的边际影响为1.357，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沪农民工收入水平每提高1千元，选择正面评价的概率将增加135.7%。在制度层面上，是否申领居住证这一哑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为1%的检验，而且申领到居住证的样本比没有申领到的样本选择正面评价的概率大178.1%。（2）人力资本层面。从模型2可以看出，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对农民工融入上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两者对样本选择正面评价概率的边际影响分别为1.120和1.642。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就医越方论文导读：34下一页
便，选择正面评价的概率越高。这说明人力资本和有利于人源于：论文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力资本累积的因素都将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假设1和1a得到研究支持。（3）社会资本层面。相对于常与老乡打交道的样本，常与上海人来往的农民工给出正面评价的概率增加了342.5%。这说明相对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初始社会资本，与当地居民进行异质互动而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更有利，假设2得到支持。相对于没有掌握上海话的农民工，能听懂上海话的样本选择正面评价的概率增加143.0%，而会说上海话的样本更是提高235.8%。同时，从回归结果来看，流动者的家庭在沪情况对农民工融入上海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成员中有两人在沪生活的样本比单人在沪生活的样本做出正面评价的概率提高133.5%，有三人及以上在上海一起生活的样本则提高221.1%。这说明有家人在城市共同生活会给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带来心理安慰，帮助其坚定在城市定居的想法；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也增强了流动人口建立异质互动的机会，便于其建立新型社会资本，使其城市融入的渠道更加丰富多样。假设2a得到了研究支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表明，拥有人力资本和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有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新型异质社会资本积累的因素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此外，收入水平提高、拥有居住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边际作用也十分显著，而年龄较长和已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对较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与现有文献相似，本文从城市融入角度进一步证明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转移的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提升农村医疗水平，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这将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有序转移以及城市融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研究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并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针对初始同质社会资本和新型异质社会资本的不同影响，本文认为，对于农民工流出地而言，政府除了要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免费技术培训以提升其人力资本之外，还要加快构建政府和市场就业渠道，向农民工发布工作信息，提供就业帮助，从而扩大农民工就业区域和范围，降低农民工对同质社会资本的依赖；而流入地政府也应认识到农民工有序融入城市对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提高外来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方面要有所作为。例如，宣传农民工对当地的卓越贡献以消除城市居民的偏见，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方言培训以方便其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开展农民工参与的社区活动以加强其与当地居民的互动等，都将有助于农民工构建新型异质社会资本。此外，逐步放开外来人口户籍限制，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实现家庭迁移，也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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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 育)
An Empirical Study on Assimilation Process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ONG Xuemin1，JIN Hongtao1，2， SHI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Qinghua1
（1.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2,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he paper builds a logit model on the basis of aple researche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It is found that the human capital parameters represented by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echnical training shows a positive effect. The homphilous interactions among familiar migrant workers block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 while heterophil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residents tend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cess.
Key words：Assimilation,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Migrant Workers